传习录

《传习录》由王阳明弟子所记,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道于京师
王阳明多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想要成为“圣贤”的梦想,也非常渴望能够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谈论学问。他的很多朋友都是他在一步步靠近圣贤路上的良师益友,湛若水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弘治十八年考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有了与王阳明相识及长期接触的机会。两个人之前就已经有很深的接触,彼此对对方的学问、人品都非常敬仰,因此能够经常见面谈古论今,自然是人生一大乐事。王阳明为了能够方便与他切磋学问,也搬到了湛若水的住处附近。
 
当时,王阳明在京师讲学的地点就设在大兴隆寺。大兴隆寺兴建于明英宗时期,原本是皇帝要为自己祈福所建的,可是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官府四处征用民夫来修建,导致很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时间民怨四起。修建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蒙古瓦剌部与明英宗的军士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明朝军队战败,英宗被俘。原本寄希望能够带来福音的大兴隆寺,不但没有带来福音,而且为造寺者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兴隆寺还是成了很多寻常老百姓的好去处,进京赶考的举子、走南闯北的商人、讲学的儒者都会汇集到这里来。
 
王阳明对大兴隆寺的氛围非常喜欢,这里充满了谈学论道、切磋学问的气氛。如今重返北京,又住大兴隆寺,可以与挚友湛若水等人通宵切磋,这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何等的兴奋。与王阳明交往较多、关系最为密切的自然是湛若水,再有就是浙江的黄绾。
 
黄绾是经由著名学者、致仕户部侍郎储罐介绍与王阳明认识的。黄绾对于结识、接触王阳明及湛若水这两位学术精深的人物内心充满了感激、兴奋之情。当然,这位黄绾年少轻狂,难免带有夸大、炫耀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他对王阳明能够留在北京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当时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内心凄苦,就写诗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并将诗文如《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等寄给好友乔宇等人。
 
当时乔宇担任户部侍郎,王阳明和乔宇两人在学问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还经常在一起探讨,前者对于后者的观点十分在意。王阳明觉得,学问的道路上有乔宇相伴,实为平生幸事。
 
王阳明认为,做学问应该贵在专、贵在精、贵在正。这些观点都得到了乔宇的赞同。乔宇在谈到因为专心圣贤之道而不把下棋、文章等放在心上时,询问王阳明这是否妥当,王阳明对此也表示了欣赏。
 
王阳明认为专于圣道才算是专,精于圣道才算是精。专心下棋而不专于圣道,这种专是沉湎;精于文章而不精于圣道,这种精是癖好。圣道是既广又大的,文章技能虽然也是从圣道中来,但是只卖弄文章和技能,这就离圣道太远了。所以非专便不能精,非精便不能明,非明便不能诚,所以古书说“唯精唯一”。精是精粹,专是专一。精然后明,明然后诚,所以明是精的体现,诚是精一的基础。一,是天下最大的本体;精,是天下最大的功用。
 
听了他的这番见解,乔宇既佩服,又觉得有些气馁,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明白这个道理。王阳明怕他受了挫折,对他大加勉励了一番。
 
两人的切磋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充满了智慧和兴奋,彼此都从中受益匪浅。而在大兴隆寺的讲学和谈经论学也吸引了全国很多读书人,但凡有机会进京,比如进京赶考都希望能够到这里体悟一下这种治学的氛围。 
元芳,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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