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传习录》由王阳明弟子所记，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言事下狱
王阳明完成了在山东主持乡试的差事后，返回京城。在这次乡试的主持中，王阳明的才能已经受到了朝廷的关注，而他自己虽然受到一些势力的干扰，但是总体来说也还收获颇丰，内心感到非常充实，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是在一点点地走在通向“圣贤”的道路上。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谁也没有料到，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王阳明很快就要面临一场改变他人生的变故。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皇帝朱祐樘驾崩，时年三十六岁。当时只有十五岁的皇太子朱厚照继承了皇位，改年号为“正德”。他就是明武宗，皇帝生性好动，同死去的老皇帝截然相反。
孝宗从小就胆小怕事，再加上体质不好，经常生病，因此朝中大事都交给文官们处理，自己很少过问。但是，他的儿子不喜文，而是尚武，性格活泼，非常反感文官们的繁文缛节和喋喋不休的说教，总与一群喜爱玩枪舞刀的宦官们打成一片，喜欢打打杀杀，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成了后世的笑柄。
两位皇帝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让身在朝中的很多文官们感到非常不适应，尤其是当他们再用伺候孝宗皇帝的方式来对待新皇帝的时候，往往会遭到冷落和无端的呵斥。
自然，文官们的意见也得不到重视，更难以推行。地位一落千丈的文官们也无法容忍这种差距，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开始进行声势浩大的争斗。
这场不见硝烟的争斗以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和户部尚书韩文为首，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打压参政宦官，以此改变新皇帝的做法，重新确立文官们在朝中的地位。
但是皇帝在当时一些领头太监的扶持下，一点也不向文官们服软，而且还出现了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的现象。大批文官因为进言，被辞退的辞退，挨打的挨打。
一时之间，朝廷内外是鸡飞狗跳，一片混乱。此时王阳明虽然在朝任职，担任着兵部主事的职位，但是比起朝廷中的那些重臣，此时的他还太不显眼，眼看着那些朝中大臣跑的跑，降的降，王阳明却并未做出任何举动，他在观察。
多年研究哲学理论的习惯，让他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作风，那就是思索。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他都会认真、完整地将整件事情思考全面。
王阳明并不是贪生怕死、没有原则的人，所以他在思索完毕之后，上了一道精彩绝伦的奏折——《乞侑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疏》。
这道奏折写得很有水平，言辞婉转，用语考究，绝无对皇帝的冒犯，也没有对当事人的攻击。王阳明写这封奏折不过是想让皇帝警醒一下，看清楚身边的人哪个值得信赖，哪个是奸险小人。
可惜的是，王阳明虽然文采够高，智商够高，但是奈何现实黑暗。当朝大太监刘瑾岂是一个眼里容得下沙子的人！王阳明的这份奏折一送上去，就被他拦截。然后，他将态度柔和的王阳明扔进了监狱，让他吃牢饭去了。
在这场文官与宦官的争斗之中，显然宦官们占了上风，文官们的争斗无疑是以卵击石，因为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地反对宦官参政，实际上却是想要重新将皇帝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是非常艰难的。
与皇权争斗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文官们的失败而告终，为首的文官们有的被迫终止了自己的仕途，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们则势力大增。很多人都卷入了这场争斗中，看似平静的朝廷，实则暗流涌动。
明朝时期，朝廷将南京作为留都，当遇到事关国家社稷的大事，言官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一旦遇到皇帝对于言官所言之事置之不理的情况，北京、南京的言官可以相互支持，从而对皇帝施加压力。所以，当北京文官与宦官进行争斗处于下风时，南京的言官们开始声援，由于矛头直接对准了宦官，宦官们恼羞成怒，将为首言官押到了北京。
本是想要说句公道话的王阳明平白无故地被刘瑾关到牢里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后，被处以“廷杖”三十，并被免掉了兵部主事的职务。
从二十八岁中进士到被打入牢狱，总共不过六年。经过那么多年的努力，王阳明才走到这个地步，最后却因为一份并不激烈的上书而断送了前程，把自己送进了牢狱。王阳明左思右想都没能想个明白，大受打击。
这场变故使得王阳明的内心充满了忧郁和失落，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立志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并未就此消沉，反而对那些想要依靠暴力来打压对手的小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
三十廷杖或许还是幸运的，没有丢掉性命，也没有致残身躯，那肉体上的疼痛终究是能够消除的。王阳明作为读书人，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伸张正义而受到酷刑，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可以算作这场风波当中唯一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