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黄直录

黄直录是传习录重要篇章，收录王阳明论知行合一、致良知、善恶一体等心学精髓。原文注释与深度解读，助你领悟圣人之道。

黄直录（一）

黄以方问先生：“关于先生‘格物致知’的学说，是随时格物来致良知，那么这个良知就只是良知的一部分，而不是良知的全体，这怎么能够达到‘溥博如天，渊泉如渊’的地步呢？” 先生说：“人心是天，是深渊。心的本体，无所不包，原本就是一个天，只是因为被私欲蒙蔽，天的本来面目就迷失了。心中的理是无穷无尽的，原本就是一个深渊，只因为被私欲阻塞，深渊的本来面目也就迷失了。如今心心念念都是致良知，将这些蒙蔽、阻塞都全部除去，那样本体才能恢复，就又是天和深渊了。” 先生指着天告诉他说：“比如现在面前的天，是光明晴朗的天。而四方之外的天，也会是光明晴朗的天，只是被许多房子和墙壁遮挡住了，就不能看到天的全部，如果撤去了房子和墙壁，总还是那一个天。不能说在我们面前的天就是光明晴朗的天，而外面的天就不是光明晴朗的。由此可见，部分的良知便是全体的良知，而全体的良知也就是部分的良知，都是同一个本体罢了。”

黄直录（二）

先生说：“圣贤不是没有功业和气节，只是他们能够遵循这个天理，这就是道。圣贤不可凭着功业气节求名声。” 先生说：“‘发愤忘食’，因为圣人的志向本来就是这样，真的没有尽头；‘乐以忘忧’，也因为圣人的道本是这样，真的不会有悲伤的时候。不必说什么‘得’和‘不得’的。”

黄直录（三）

先生说：“我们这些人做致良知的功夫，也只是各自随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今天认识良知到了这个地步，便根据今天的认识延伸到底；等明日良知又有新的领悟，那么就根据明日的认识延伸到底。这样才是‘精一’的功夫。和别人探讨学问，也需要根据对方的能力所及。就像是树苗，萌芽的时候，只能用一点水去浇灌。等到再长一点，就再加大适当的水量，等树长到了两手合抱或者两臂合抱，浇的水量都需根据树的发育情况来定。如果只是些刚萌芽的小树苗，就把一桶水全都倒上去，就会把它们淹死了。”

黄直录（四）

有人问知行合一。先生说：“这必须知道我的立论的主旨。如今人们做学问，因为把知与行分而为二，所以虽然有不善的念头萌发，如果还没有不善的行动，便不去禁止。我如今提出‘知行合一’的论说，就是要让人们晓得只需有念头的萌发了，那就相当于做了。不善的念头萌动了，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克制住，必须要彻底地连根拔起，不让它潜留在心里。这就是我立论的主旨。”

黄直录（五）

先生又说：“圣人无所不知，也只是知道一个天理；圣人无所不能，也只是能做到一个天理。圣人的本体清澈明白，所以事事都知道它的天理所在，只去尽一个天理就行了。而不是在本体变得清澈明白之后，才知道了天下的事物，才能做到。天下的事物，比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等等，不计其数，圣人即使是本体明澈了，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凡是那些不需要知道的，圣人自然不必去弄明白；而那些应当知道的，圣人自然就能够去向别人询问，就像‘子入太庙每事问’这种。先儒们说‘孔子虽然知道了还问，真是非常恭敬谨慎了’，此种说法不全对。圣人对于礼乐名物，不必全都懂得，然而他知道一个天理，就自然会明白许多规矩礼节。不知道便问，也是规矩法度的其中一个。”

黄直录（六）

黄直问：“先生曾说‘善恶只是一个事物’。善和恶，就像冰和炭一样互相对立，怎么能把它们一同说成是一个事物呢？” 先生说：“最高境界的善，就是心的本体。本体上刚有一点过错，便成了恶了。而并非有了一个善，又还有一个恶来和它相对应，所以善恶是一个事物。” 因为听了先生的学说，黄直终于明白了程颢先生所说：“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之后黄直对这些话就不再有疑惑了。

黄直录（七）

先生曾说：“人但凡能够做到喜欢善良像喜爱美色、厌恶恶行像讨厌恶臭，那便称得上是圣人了。” 黄直最初听到的时候，觉得应该很容易，可是之后亲身体验，才发现这个功夫实在很难的。虽然念头里知道应该好善恶恶，但是不知不觉地，就会有私意掺杂进去。而一旦掺杂了私欲，就不再是那颗能够喜好善行像喜好美色那样、厌恶恶行像厌恶恶臭那样的心。对善行能够实实在在地喜好，那么不会有念头是不善的了；如果厌恶恶行能够实实在在地厌恶，也就没有什么念头会关系到恶了。这怎么不是圣人呢？所以圣人的学问，也只是一个诚罢了。

黄直录（八）

有人问：“您的《修道说》说，‘率性之谓道’，是圣人分内的事，‘修道之谓教’，则是贤人分内的事。” 先生说：“一般人也是‘率性’的，只是‘率性’在圣人身上，表现得要多一些，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的事。圣人也‘修道’，只是‘修道’在贤人身上，表现得要较多些，所以说，‘修道之谓教’是贤人的事。” 先生又说：“《中庸》这部经典，大多说的是‘修道’。所以之后凡是讲君子、颜回、子路等，都是能够‘修道’的；而讲到小人、贤者、智者、愚者、不肖者、庶民，都是不能够‘修道’的；而其他的比如舜、文王、周公、孔子等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能够自然‘修道’的了。”

黄直录（九）

有人问先生：“儒生到了三更时分的时候，清除了心中的思虑，空灵虚静，就跟佛教的静一样。静时，儒佛两家的学说都不再应事接物，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他们两家有什么区别呢？” 先生说：“动与静是一回事。三更时分时的空灵虚静，只要心同样在存养天理，也就是像现在这样应接事物；而现在正在应接事物的心，也只是遵循天理，也同样是三更时分那空空寂寂的心。因此，动静是一回事，不能分开。知晓了动静合一的道理，佛教同儒家的细微区别自然也会显现了。”

黄直录（十）

在座的众弟子们里，有一个举止行动都十分矜持的人。先生说：“人如果太过矜持，始终也是一个弊端。” 黄直问：“过于矜持，为什么会有弊端？” 先生说：“人只有这么多的精力，如果专注在外在上用功，就往往照管不到内心了。” 门人中又有过于直率的人。先生说：“现在在讲‘致良知’的学说，而你在外形上全然不加检点，又是把心与事分而为二了。”

黄直录（十一）

一个门生写了一篇文章给朋友送行，便问先生：“写文章不免要花费心思，而且写完之后的一两天还时常把它记在心上。” 先生说：“花费心思写文章并没有害处。但是你写完了之后还常记挂在心里，就被这文章牵累，在心里存了一件事情，这并不好。” 又有人写诗送人。先生看了诗之后评价说：“凡是作诗写文章，要根据自己的才智尽力而为，如果说得太过，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

黄直录（十二）

先生说：“朱熹先生‘格物’的学说，只是缺乏一个主旨。正如他所说‘察之于念虑之微’，这句不应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杂成一个例子来看待，这是不分轻重的表现！”

黄直录（十三）

有人向先生请教《大学》里“有所忿懥”这一句话。先生说：“忿懥的几种情绪，例如仇怒、恐惧、好乐、忧患，人心里怎么可能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有罢了。一个人觉得忿懥的时候，加上一份着意，就会忿懥得过度，这样就没有了心胸廓然大公的本体了。因此，当有忿懥的情绪的时候，心就不能达到中正。所以对于忿懥等几种情绪，只要顺其自然，不要过分在意，心体就自然能够廓然大公，从而达到中正平和。现在如果我外出看到别人在互相打斗，对于不对的那方，我心中也会很忿懥；然而我虽然感觉到忿懥，但我的心却是坦然的，不生过多的气。现在对别人生气时，也该这样，那才能中正平和。”

黄直录（十四）

先生曾说：“佛家提倡不执着于‘相’，而实际上却是执着于‘相’的。而儒家虽然提倡执着于‘相’，但实际上是不执着于‘相’的。” 学生因此请教先生。先生说：“佛教恐怕为父子关系牵累，便逃离了父子亲情；害怕为君臣关系牵累，便逃脱了君臣道义；害怕为夫妻关系牵累，便逃脱了夫妻情分。这都是因为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的‘相’，才需要逃脱它们。而我们儒家学说，有正常的父子关系的，便顺势产生了仁爱之说；有正常的君臣关系的，就产生了忠义之说；有正常的夫妻关系的，便产生了礼节之说。像这样，又何曾执着过父子、君臣、夫妻的‘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