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洪录

深入解读钱德洪录，聚焦王阳明四句教、天泉桥论道及心学功夫，揭示无善无恶心体与为善去恶的修行路径，助你领悟良知真谛。

钱德洪录（一）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和钱德洪在先生旁边侍坐。先生环顾他们说道：“你们这些人，学问没能有所长进，原因只在于还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回答说：“我也愿意立下志向。” 先生说：“不敢说你没有立志，只是立的恐怕不是‘必为圣人之志’。” 李侯璧答：“那我愿意立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说：“如果你真的有了成为圣人的志向，在良知上就会用尽全力。如果良知上还存留有别的私心欲念，就不再是‘必为圣人之志’了。” 钱德洪刚开始听这段话时，心里还有所不服，现在又听到这话，就已经不觉警醒流汗。
钱德洪录（二）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缔造了天地，生出了鬼神，真是无与伦比！如果人能够完完全全地恢复它，没有一点亏欠，自然就会手舞足蹈，天地间找不到什么快乐能够代替它。”
钱德洪录（三）
一个朋友，他在静坐的时候有了一些领悟，便马上跑过来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曾经住在滁州的时候，看到学生们注重在知识见闻上的辩论，对学问却没有帮助。因此，我便教他们静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静坐中触及了良知的境界，短时间内很有效果。但是时间长了，有的人渐渐有了喜静厌动，陷入枯槁死灰的弊病；或者就致力于玄妙的见解，耸人听闻。因为这个原因，近来我都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了，无论你是到静处去体悟也好，或者在事情上磨炼也好，良知的本体本来就是没有动静的，这才是做学问的核心。我的这些话，从滁州到现在，我仔细琢磨过几番，只有‘致良知’三个字是没有弊病的。这就好比医生，要经历过多次折肱，才能了解人的病理。”
钱德洪录（四）
一个朋友问先生：“我想让‘致良知’的功夫持续不会间断，但一旦应对具体的事情，又觉得照管不过来。等到去事物上周旋的时候，又觉得看不见良知了。怎么办才好呢？” 先生说：“这只是你体认良知还不够真切，尚有个内外之分。我这致良知的功夫，不能心急。体认到了良知这个核心，然后在上面踏踏实实地用功，自然就能理解透彻。这样就会忘掉内外，又怎么会有心、事不统一的现象呢？”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须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带始得。”
先生又说：“做功夫，如果没有透彻地理解良知的关键，怎么能使它充实光辉呢？如果想要透彻地了解，不能仅凭你自己的聪明，还须净化心中的渣滓，不让它有丝毫的污染才行。”
钱德洪录（五）
先生说：“‘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有人问：“为什么‘道即是教’？” 先生回答说：“道就是良知，良知本来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像镜子一样，对的就还他个对，错的就还他个错。是非只需依照良心，就不会有不恰当的地方。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钱德洪录（六）
有人问先生：“《中庸》里的‘不睹不闻’，是指本体而言的吗？而‘戒慎恐惧’，是指功夫而言的吗？” 先生说：“这里首先应当明白本体原来就是‘不睹不闻’的，同样原来就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它并没有在‘不睹不闻’上还添加了一些什么。看得真切的时候，那也可以说‘戒慎戒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
钱德洪录（七）
有人问先生《易经》里的“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该如何理解。 先生说：“良知本来就是知道白天和黑夜的。” 那人又问：“但是人睡熟了的时候，良知不也就不知道了吗？” 先生说：“如果不知道了，那怎么一叫就会有反应呢？” 问：“如果良知是一直知道的，又怎么会有睡熟的时候呢？” 先生说：“到了夜晚便休息，这也是造化的规律。到了晚上，天地成为一片混沌，形体、颜色都消失了，人的眼睛和耳朵也没什么可以去看、去听，七窍都关闭了，这就是良知收敛凝聚的时候。天地一旦开启，万物显露，人的眼睛耳朵能够有所见闻了，感官再恢复正常，这就是良知发生作用的时候了。由此可见，人心与天地是一体的。所以，孟子才会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今天的人到了夜晚不懂得休息，不是昏睡，就是噩梦连连。” 问：“睡觉的时候应该怎么用功呢？” 先生说：“白天知道如何用功，晚上也就知道如何用功了。白天，良知是顺应通畅的，夜间，良知则是收敛凝聚的。有梦就是先兆。” 先生又说：“良知在夜晚生发出来的时候，才是它...
钱德洪录（八）
先生说：“道家讲‘虚’，圣人岂能在‘虚’上再添加丝毫的‘实’？佛家讲‘无’，圣人又岂能在‘无’上再增添丝毫的‘有’？但是，道教说虚，是从养生的方面来说的；佛教说无，又是从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上来说的。他们在本体上又着了一些养生或脱离苦海的私意，便就不再是‘虚’和‘无’的本来面目了，在本体上有了阻碍。圣人则仅仅是还原良知的本色，不会夹带一丝一毫的私意。良知的‘虚’，就是上天的太虚；良知的‘无’，就是太虚的无。日、月、风、雷、山、川、百姓、物件等等，凡是有形貌颜色的事物，都是在太虚无形中发生运动的。从未成为过天的障碍。圣人仅仅是顺应良知的作用，这样，天地万物都在自己良知的范围之内，何曾有一物是超乎良知之外，而成为障碍的呢？”
钱德洪录（九）
有人问：“佛家也务求养心，但它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先生说：“我们儒家提倡养心，但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具体的事物，只是顺应天理自然，那就是功夫。而佛教却要全部断绝人间事物，把心看作是幻象，慢慢地便进入到虚无空寂中去了，他们与世间再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不能治理天下。”
或问异端。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有人问异端。 先生说：“与愚夫愚妇相同的，便叫同德；与愚夫愚妇不同的，就称之为异端。”
钱德洪录（十）
先生说：“孟子的不动心与告子的不动心，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告子是在不动心上用功夫，而孟子却直接从自己的心原本不动的地方去用功。心的本体，原来就是不动的，只是因为行为有不合义理的地方，便动了。孟子不去管心动或者不动，只是‘集义’。如果自己的行为无一不合乎道义，自己的心自然没有可动之处。如果像告子那样，只要求自己的心不动，就是紧扣住了自己的心，也反倒会把它生生不息的根源阻挠了，这不仅仅是徒然无用了，而且又对它有所损害。孟子‘集义’的功夫，自然可以将心修养得充沛，没有缺欠，让它自然能够纵横自在，活泼泼的。这就是所谓的‘浩然之气’。” 先生又说：“告子的病根，在于他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性无善无不善，虽然这种观点也没有大的差错，但告子偏执地把它看成呆板的了，就会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夹在其间。有善有恶，又是从外物的感受上来看，就有个物在心外了，这样就是分成两边看了，就会有差错出现。无善无不善，性本就是如此。等领悟到了这里，这一句便能说尽了，再不会有内外之分。告子看到了一个性在心里，又看到了一个物在心外，可见他对性，还有了解不透彻的地方。”
钱德洪录（十一）
朱本思问：“人有虚空的灵魂，才有良知。但是像草木瓦石等等，是不是也会有良知呢？” 先生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就不是草木瓦石了。岂止是草木瓦石是这样，天地间如果没有人的良知，也不会是天地了。天地万物和人原本就是一体的。它最精妙的发窍的地方，就是人心的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和人原来都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可以供养人类，而药物石针，则可以治疗疾病。只因为他们同属一气，所以能够相通。”
钱德洪录（十二）
先生游览南镇的时候，一个朋友指着岩石里的花树问先生：“天下没有心外之物，那么，就像这棵花树，它在深山中自己盛开自己凋零，跟我们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说：“你没有看到这树花的时候，它是与你的心一同归于寂静的。而你来看这树花的时候，这花的颜色一下子就明白起来了。由此可知，这树花并非存在在你的心外。”
钱德洪录（十三）
有人问道：“您认为人与物同为一体，那为何《大学》又说‘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呢？” 先生说：“只因为道理本身就分厚薄，比如人的身体，它是一体的，用手脚去保护头和眼睛，难道是非要薄待手脚？理当如此而已。同样喜爱动物与草木，拿草木去饲养禽兽，于心何忍？同样热爱的人与禽兽，却宰杀了禽兽去供养父母、祭祀和招待宾客，又怎么忍心呢？至亲的人与路人也同样对他们心满仁爱，但是如果只有一箪食一豆羹，吃了便能活命，不吃便会死，无法保全两个人，就会救至亲的人而不是过路的人，这又怎么可能忍心？道理本该如此而已。说到我们自身和至亲的人，更不能分清楚彼此厚薄，大概‘仁民爱物’都出自于心，从心里生发出来。这里都能忍心，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了。《大学》里说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有顺序的，不能够逾越，这就称为‘义’；而顺应了这个秩序，就叫作‘礼’；懂得这个顺序，就叫作‘智’；始终保持这个顺序，就叫作‘信’。”
钱德洪录（十四）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颜色作为本体；耳朵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声音作为本体；鼻子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气味作为本体；嘴巴也没有本体，它以万物的味道作为本体；心也没有本体，它以天地万物感应到的是非作为本体。”
钱德洪录（十五）
有人向先生请教“夭寿不贰”。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利益、嗜好，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只要还有一丝一毫在意生死的念头牵累着，便会有和本体不能结合在一起的地方。人有在意生死的念头，是生命本身带来的，所以不容易去掉。如果在这里都能看破、想透彻，心的全部本体才能自由没有阻碍，这才是尽性至命的学问。”
钱德洪录（十六）
一个朋友问先生：“想在静坐的时候，把好名、好色、好财的病根一一搜寻出来，清除干净，只怕也是剜肉补疮吧？” 先生严肃地说：“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的可以清除病根的，还是有大作用的。即使过了十几年了，也还能产生效用。如果你不用，就暂且把它存起来，别随便糟蹋了我的方子。” 于是朋友满怀愧疚地道了歉。 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想来也不能怪你，一定是我的门人里那些略微懂一些意思的人告诉你的，反倒耽误了你的理解。” 于是，在座的人都觉得汗颜。
钱德洪录（十七）
一个朋友向先生请教功夫不真切该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的功夫，我已经用一句话包括尽了。现在怎么越说越远，全都不着根基了呢？” 朋友说：“您的致良知的学说，我们大概都已经听明白了，然而也还需要您再讲明一些。” 先生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致良知，又还有什么可以再说明的呢？良知本来就是清楚明白的，只需切实用功就行了。如果不愿切实地用功，只会在语言上越说越糊涂。” 朋友说：“正是要麻烦您把致良知的功夫说明白。” 先生说：“这也需要你自己去探寻，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告诉你。从前有一个禅师，当别人前来问法，他只会把尘尾提起来。有一天，他的学生把他的尘尾藏了，想试试他没有尘尾怎么办。禅师找不到尘尾了，便只空着手把手抬起来。我的这个良知，就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尘尾，没有这个，我有什么能提起来的呢？” 不一会儿，又有一个朋友来请教功夫的要点。 先生四顾旁边的学生们说：“我的尘尾在哪儿？” 于是，在座的人都哄然而笑。
钱德洪录（十八）
有人就《中庸》里的“至诚之道，可以前知”一句请教先生。 先生说：“诚，就是实理，也只是良知。实理的奇妙作用就是神；而实理萌发的地方，就是‘几’；具备了诚、神、几，就可以称为圣人。圣人并不重视预知未来。当祸福来临时，虽然他们是圣人，也难以避免。圣人只是明白‘几’，遇事能够变通罢了。良知没有前后之分，只要明白现在的‘几’，就能以一当百了。如果一定说要有‘前知’的心，那就成了私心，有趋利避害的意思。邵雍先生执着于‘前知’，恐怕还是他趋利避害的私心没有尽除的原因。”
钱德洪录（十九）
先生说：“什么都知道但又什么都知道，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是太阳，它未曾有意去照耀万物，但又很自然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太阳照射到的。无照无不照，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什么都不知道，如今却要让它有知；本来良知是无所不知的，但现在却又怀疑它会有所不知。只是因为还不够信任良知罢了。”
钱德洪录（二十）
先生说：“《中庸》里说‘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以前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玄妙，如今再看才知道聪明睿智，原本就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耳朵原本就聪敏，眼睛原本就明亮，心思原来就睿智。圣人只是能做到一件事而已，那件能做到的事就是致良知。一般人做不到，也只是这个致良知。多么简单明了啊！”
钱德洪录（二十一）
有人问先生孔子所说的“远虑”和周公说的“夜以继日”与刻意逢迎有何不同之处。 先生说：“‘远虑’并非指的是茫茫然地去思虑，只是要存养天理。天理在人们的心里，贯穿古今，无始无终。天理就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为了致良知。良知越想就越精明，如果不精深地思考，而只是随意地去应付，良知便会变得粗浅。如果以为远虑就是在事情上不着边际地思考，就难免会有毁誉、得失、人欲等掺杂其中，就成了着意逢迎了。周公夜以继日地思考，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明白了这一点，境界就自然与刻意地逢迎有区别了。”
钱德洪录（二十二）
有人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句，朱熹先生认为它是从效验上说的。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圣贤只是一个克己的学问。重视自己所下的功夫而不会这么重视效验。仁者与万物同为一体。如果不能做到与万物同体，只因为自己的私欲没有完全忘记。获得了全部的仁的本体，天下便全都归入到我的仁里面了，也就是‘八荒皆在我闼’的意思。天下能做到仁，那自己的仁也就在其中了。‘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仅仅是自己没有怨恨，就像‘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家庭、国家都没有怨恨，自己当然也就在其中了。然而，这并不是我们该重视的地方。”
钱德洪录（二十三）
有人问：“孟子主张‘巧力圣智’的说法，朱熹先生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这样说对吗？” 先生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人不仅有力，而且也还有巧，巧与力实际上并非两回事。巧也只在用力的地方，有力却不巧，也只不过是徒然，白费力气。用射箭做比喻的话，他们三个人里，一个能够步行射箭，一个能够骑马射箭，一个能够远程射箭。只要他们都能射到靶子那里，便都能叫作有力；只要能正中靶心，便都能叫作巧。但是，步行射箭的不能够骑马射箭，骑马射箭的又不能远程射箭，他们三个各有所长，才力各有不同的地方。而孔子则是身兼三长，然而，孔子的‘和’最多也只能达到柳下惠的水平，而‘清’最多能够达到伯夷的水平，‘任’也最多只能达到伊尹的水平，未曾再添加什么了。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他们的力加在一起反倒能超过孔子了。巧、力只是为了阐明圣、智的含义。如果认识到了圣、智的本体，自然就能够明了了。”
钱德洪录（二十四）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就是天。” “良知仅是辨别是非的心，而是非仅是个好恶。明白了好恶，也就是穷尽了是非；而明白了是非，也就穷尽了万事万物的变化。” 又说：“‘是非’两个字是大规矩，而灵巧的地方就在乎于个人了。” “圣人的良知，就像青天里的白日；而贤人的良知就像有浮云的天空里的太阳；愚人的良知则像阴霾天气里的太阳。虽然他们的明亮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一样能够分辨黑白的，即使在昏暗的夜里，也能够影影绰绰地辨别出黑白来，因为太阳的余光仍旧没有完全消失。在困境中学习的功夫，也只是从这一点光明的地方去精细鉴察罢了。”
钱德洪录（二十五）
有人问先生：“良知就像太阳，而人的私欲就像是浮云。浮云虽然能够遮蔽太阳，然而也是气候里本就具有的。莫非人的私欲也是人心本就具有的吗？”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就是所谓的‘七情’。这七种感情都是人心本来就具有的，但我们需要把良知体认清楚。就比如太阳光，也不能指定一个方向照射。只要有一丝空隙，都会是太阳光的所在之处，即使布满了乌云，只要天地间还能依稀辨别形色，也是阳光不会磨灭的表现。不能因为浮云遮蔽了太阳，就强求天空不再产生浮云。上面所说的七种情感顺其自然地运行，都是良知在发生作用，不能认为它们有善、恶的区别，更不能对它们太执着。如果执着于这七情，就成了‘欲’，都是良知的阻碍。然而刚开始执着的时候，良知自然能够发觉出来，发觉后便会马上清除这一阻碍，恢复它的本体。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看透，才是简易透彻的功夫。”
钱德洪录（二十六）
有人问：“圣人生知安行是天生就有的，这话对吗？是否还需要别的什么功夫呢？” 先生说：“‘知’‘行’二字，就是功夫，只是这功夫有深浅难易的区别罢了。良知本来就是精明的，比如说孝敬父母，那些生知安行的人，只不过是依照自己的良知，切切实实地去尽孝而已；而那些学知利行的人，则需要时时反省察觉，努力地去依照良知去尽孝而已；至于那些困知勉行的人，他们受到的蒙蔽禁锢已经非常深，虽然需要依照良知去尽孝，但是又被私欲阻碍，因此不能够做到尽孝。这就需要他们用别人一百倍、一千倍的功夫，才能够做到依照良知去尽孝。圣人虽然是生知安行的，但他们在内心里也不敢肯定自己，所以愿意去做困知勉行的功夫。那些困知勉行的人，却时刻想着去做生知安行的事，这怎么可能成功呢？”
钱德洪录（二十七）
有人问先生道：“快乐才是心的本体，但是遭遇到了大的变故的时候，痛心哭泣，不知道这时本体的快乐是不是还存在？” 先生说：“必须是痛哭一番之后才会感觉快乐，如果没有哭，也就不会觉得快乐了。虽然是在哭，自己的内心却得到了安慰，这也是快乐啊。快乐的本体未曾有什么变化的。” 又问：“良知唯有一个而已。但是文王作象辞，周公作爻辞，孔子写《十翼》，为何他们看到的理都分别有所不同呢？” 先生说：“圣人岂会拘泥于死旧的模式呢？只要都同样是出自于良知，即便他们各自立说又何妨呢？就以一园翠竹打比，只要枝节相差不大，就是大同。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每一根的枝节都一模一样，那就并非是自然的神妙造化了。你们这些人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相同，就不妨各自间有些差异存在了。你们这些人如果不愿意用功，就连竹笋都还没有生长出来，到哪里去谈论枝节呢？”
钱德洪录（二十八）
乡下有两父子要打官司，请先生裁决。侍从们想要阻止他们，先生听说了之后，开导的话还没有说完呢，父子两个就已经就抱头恸哭，然后相拥着离开了。 柴鸣治便进来问道：“先生的什么话让他们这么快速地感动悔悟了？” 先生说：“我跟他们说舜是世界上大不孝的儿子，而瞽瞍则是世上最慈爱的父亲。” 鸣治惊讶地问先生为什么。 先生说：“舜常常觉得自己大不孝，所以他才能尽孝；而瞽瞍常常自以为自己是很慈爱，所以他不能做到慈爱。瞽瞍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就不曾取悦过自己呢？他不明白自己的心已经被后妻改变了，仍然觉得自己是慈爱的，因此就越发不能做到对舜慈爱。而舜则只想着从小开始，父亲照顾自己的时候是如何如何地疼爱自己，可是现在却不疼爱了，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孝，所以每天都在想自己没有做到尽孝的地方，所以他就越发能尽孝了。等到瞽瞍高兴的时候，也不过是恢复了心里慈爱的本体。所以，后人都把舜当成是古今的大孝子，而认为瞽瞍则是个慈爱的父亲。”
钱德洪录（二十九）
先生说：“有农夫前来找先生请教，孔子也不会事先准备好了知识来回答他。孔子的内心也是空无一物的。但是他可以帮助农夫分析他心里明白的是非，替他做出一个决策，这样农夫的心便比较开朗了。农夫知道自己的是非，便是他原本就有的天然准则。虽然圣人聪明，但对这种准则也无法有丝毫的增减。只是他们不够自信，所以孔子给他们进行了剖析之后，他们心里的是非曲直就会显现无余了。如果孔子和他们说话时，还保留有一些知识在他们心里，就不能够尽显他们的良知了，而道体也就分为两处了。”
钱德洪录（三十）
先生说：“《尚书》中的‘烝烝乂，不格奸’，孔安国的本注认为，象已经慢慢上进到了道义的境界，而不至于去做大奸大恶的事。舜被尧征召之后，象仍然整天想要把舜杀死，这是何等奸邪的事？而舜则只是学习自己修养、自我克治，不直接去纠正他的奸恶，而是用自己的克制来感化他。文过饰非，用以掩盖自己的奸恶，这是恶人们的常态；如果去指责他的是非，反倒会激发他的恶性。舜最初让象起念杀害自己，也是因为想让象变好的心意太过急切，这就是舜的过错。等事情过了之后，才明白原来功夫只在自己，不能责备别人，因此最后能有‘克谐’的结局。这就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言论，都是自己经历过的，所以说得特别确切。而流传到了后代，歪曲变通，仍然合乎人情。如果不是自己曾经经历过，又怎能体会到古人的苦心呢？”
钱德洪录（三十一）
先生说：“古乐不流行已经很久了。现在戏曲倒有些与古乐能意思相近。” 德洪不懂，便向先生请教。先生说：“《韶》乐里的九章，都是舜的一个戏本；而《武》乐的九变，是武王的一个戏本。圣人一辈子的事迹，都被记录在戏曲当中了。所以，德行高尚的人听了，就明白他是尽善尽美的还是尽美而未尽善的。后代人写作乐曲，只作一些陈词滥调，跟教化民风全然没有关系，这怎么能用来感化百姓呢，怎么能让风俗淳善呢？现在要让民俗返璞归真，把当今的剧本里的妖淫词调都去删除掉，只利用起当中忠臣孝子的故事，让愚昧无知的百姓们都懂得其中的道理。在不知不觉中感化他们的良知，这样对风化才会有好处。同时，古乐也就逐渐恢复本来面貌了。” 德洪又说：“我连找基准音都找不到，只怕古代的音乐也很难得以复兴吧。” 先生问：“你觉得基准音应该到哪里去寻找？” 德洪回答说：“古人制测管来测量气候的变化，这应该是寻找元声的办法。” 先生说：“假若要从葭灰黍粒中寻找元声，好比就是水底捞月，这怎么能成功呢？元声只能去内心寻找。” 德洪问：“在...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先生说：“学问也需要别人的点化，但总不像自己理解觉悟的那样一了百当，否则的话，即使别人点化再多，也没有作用。”
钱德洪录（三十二）
“孔子的气魄很大，凡是帝王的伟业，他无一不会领悟到，但也都只是从他自己的心上生发来的。就像大树，它有许多的枝叶，但也都只是从根本上培养功夫，所以能长成这样，而不是从枝叶上做的功夫。学者们向孔子学习，却不学着在心上用功，只是心急火燎地去学习他的大气魄，这是把功夫做反了嘛。”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其流必归于文过。”
“人犯了过错，大多会在那个过错上用功。这就像是补破了的饭甑，必然会有文过饰非的弊病。”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现在的人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没有其他事情摆在眼前，他们的心仍然忧虑不止，只因为自己的心忙碌惯了，所以收都收不住。”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
“琴瑟与书籍，这两者学者们缺一不可，因为有了事情做，心就不得放纵了。”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先生感叹说：“世间懂得学问的人，就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不到‘善与人同’。” 崇一说：“这个毛病实际上只是个好高骛远，不能舍己从人罢了。”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问：“良知原本是中和的，却怎么会有过和不及的现象呢？” 先生说：“知道了过和不及的地方，就是中和了。”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说：“《大学》里说的‘所恶于上’，就是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知。”
钱德洪录（三十三）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智谋，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许多事业文章和豪杰名家，都只学到了张仪、苏秦的旧智慧。而苏秦、张仪的学术里，善于揣测人情，没有哪点不是说中了别人的要害，所以说他们的学问真是难以穷尽。张仪、苏秦也能看到良知的妙用处，只是没有把它们用在善上面。”
钱德洪录（三十四）
有人请教“未发”和“已发”的问题。 先生说：“只因为后世儒生们已经把‘未发’和‘已发’分开来说了，所以，我只能说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人们自己思考明白。因为如果我说有已发、未发，听的人就还是会沦落到后世儒生们的见解当中去。如果真的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未发、已发，再说有未发、已发，那也无妨。因为原本就是有未发和已发存在的。” 又问：“未发，未尝不平和；已发，也未尝不中正。好比敲钟的声音，没有敲击的时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而敲击了之后也不能说就有了。毕竟还是有个敲和没敲的区别。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有敲的时候原来也是惊天动地的，敲打了之后，也同样是寂静的天地。”
钱德洪录（三十五）
有人问先生：“古人谈论人性时，各有不同的说法，应该把哪种当成定论呢？” 先生说：“人性没有固定的体，因此关于它的论述也没有定论。有从它的本体上谈论的，有从它的作用上说的，有从它的源头上谈论的，有从它的流弊上说的。总而言之，人性唯有一个，只是人们对它的见识有浅有深罢了。如果你执着在哪一个方面，就会出错。人性的本体，原来就是无善无恶的。而它的运用与流弊，也是有善有恶的。就好比眼睛，有喜悦时的眼睛；有发怒时的眼睛；直视的时候，就是在看的眼睛；偷看时，就是窥视的眼睛，等等。总而言之，还只是这一双眼睛。如果人们看见了发怒时的眼睛，就说从没有过喜悦的眼睛；看到直视时的眼睛，就说没有看到过偷窥的眼睛。这都是执着的表现，是错误的。孟子说人性，是直接从源头上来说的，也只不是说了个大概；荀子‘性恶’之说，则是从它的流弊上说的，也不能完全说他不对，只是不够精全罢了。但是普通人却失去了心的本体。” 问的人说道：“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求人们在源头要弄明白；而荀子则是从流弊上说性，功夫都用在末流上，以求费力补救。” 先生说：“是这样的。”...
钱德洪录（三十六）
先生说：“功夫越到了精妙的地方，越不能用语言表达，说理就越困难。如果执意于在精妙的地方，全体的功夫反倒会被拘泥了。” 又说：“杨慈湖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只是他又执意于无声无臭上罢了。”
钱德洪录（三十七）
“人在一天当中，就把古今的世界都经历了一遍，只是人们没有察觉。当夜气清明的时候，没有视觉和听觉，也没有思虑与行动，心怀平定淡然，这就是羲皇的世界；而清晨的时候，神清气朗，气息明朗，庄严肃穆，就是尧、舜时代的样子；到了中午之前，人们用礼仪交往，气度井然，就是夏、商、周三代时的状况；而到了正午之后，神气渐昏，人事往来繁乱，那就是春秋战国时的世界。待到渐渐进入了昏夜，万物都安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灭的世界了。学者只要信得过良知，不被气扰乱，就能时时都做个羲皇时代的人。”
钱德洪录（三十八）
薛侃、邹守益、马子莘、王汝止在先生身边侍坐，众人慨叹先生自征伐平定藩王以后，天下的诋毁和非议也与日俱增，于是先生让他们各自谈一下当中的缘故。有的说，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因此天下人有所嫉妒的一天天变多了；也有的说先生的学说日益昌明于天下，所以替宋儒争是非对错的人也就日益变多了；有的说自打正德九年（1514）以后，志同道合的人当中相信先生学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四方来的排阻的人也更加卖力了。 先生说：“你们各位所说的原因，当然也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方面，大家还没有提到。” 各位都向先生询问。 先生说：“我在来南京以前，尚有一些当老好人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确切地明白了良知的是非，只管去行动，再不用有什么隐藏。现在我才真正终于有了敢作敢为的胸襟。即便天下人全都说我言行不符，那也毫无关系了。” 薛侃站出来说：“有这样的信念，才是圣人真正的血脉！”
钱德洪录（三十九）
先生点化学生的时候，往往一句话，便能感人至深。 有一天，王汝止出游回来。先生问他说：“你在外面游玩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呢？”王汝止回答道：“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话，满街的人反过来看你也是圣人。” 又有一天，董萝石也出游回来。他见到先生便说：“我今天看到一件奇怪的事。”先生说：“什么奇怪的事？”他回答说：“我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说：“这也只是寻常事情而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大概王汝止的棱角还没有磨去，而董萝石却早有省悟。所以虽然他们的问题相同，先生的回答却是不同的，先生是依照他们的话来启发他们。 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丙戌年（1526）的时候参加会试回来的路上，谈到先生的学说，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先生说：“你们扛着一个圣人去给别人讲学，别人看到圣人来了，早就吓跑了，这还怎么讲？必须做个愚夫愚妇，才能够去给别人讲学。” 钱德洪又说，现在要看出人品的高低是很容易的。先生说：“何以见得？” 钱洪答道：“先生您就像是泰山，摆在眼前，只有那些有...
钱德洪录（四十）
明嘉靖二年（1523）春天，邹谦之到浙江来求学。住了几天，先生到浮峰为他送行。晚上的时候，先生与希渊等几位朋友，留宿在延寿寺，众人秉烛夜坐，先生感叹惆怅不已，说：“江水滔滔，烟柳蒙蒙，谦之瞬间就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了。” 一位朋友便问：“为什么先生对谦之的思念这么深切呢？”先生说：“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样的人，和谦之非常接近啊！”
钱德洪录（四十一）
明嘉靖六年（1527）九月，先生重新被起用，再次奉命讨伐思恩（今广西武鸣县北）和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北）。出征前，钱德洪和王汝中讨论先生的学问。汝中便引用先生的教诲说：“无善无恶才是心之体，而有善有恶则是意的作用，知道善恶是良知，而为善去恶则叫格物。” 德洪说：“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 汝中说：“这句话恐怕还只是个引子，没有说全。如果说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应当是无善无恶的，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物。如果说意有善恶之分，那还是因为心体终究是有善恶之分存在的。” 德洪说：“心的本体是天生的性，本来就是无分善恶的。但是，人有受习性沾染的心，所以意念就有了善和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正是恢复心体的功夫。若果意本来就没有善恶，那么，谈功夫还有什么用呢？” 当晚，德洪和汝中在天泉桥坐在先生旁边侍坐，各人说了自己的看法，请先生来评判一下。 先生说：“现在我将要走了，正要给你们来讲明白这一点。你们两位的见解，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利用，不能够偏执于一方。我这里引导...
上一篇：黄省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