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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侃录
传习录
薛侃录
《传习录》薛侃录收录薛侃所记王阳明与门人问答,涉及悔悟改过、上智下愚是否可移、子夏子张论交、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以及学者病目时先生贵目贱心之语等。
薛侃录(一)
薛侃问:“秉持志向的时候好像犯了心痛,一心只在痛上面,哪还有时间去说其他闲话、管其他闲事呢?” 先生说:“初学下功夫时用这样的方法也好,但是自己要明白心灵的神明原本就是‘出入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时间,也就不知道它的去向’,只有这样才能让所下的功夫有着落。如果只是死死坚守志向,恐怕会在下功夫上出差错。”
薛侃录(二)
薛侃问:“专注于德行的涵养而不讲求学问上的研究,如果把私欲认作天理,那怎么办呢?” 先生说:“人必须先懂得学习。讲习求学也是为了德行的涵养,而不讲习求学只因为存养天性的志向不坚定。” 薛侃说:“怎么样算是知道学习?” 先生说:“你姑且谈一谈为什么要学习?又该学习些什么?” 薛侃说:“曾经听先生教诲,学习就是学习存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所以只要自己的内心没有私念,就能体察认识天理。” 先生说:“这样的话只要克制自己把私欲去除就够了,还担心什么不明白天理、私欲呢?” 薛侃说:“害怕的正是认不清这些私欲。” 先生说:“这还是志向不够坚定。如果志向坚定的话,眼睛、耳朵只会集中在这上面,哪会有认不清私欲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从外面去寻求。讲习求学也只是体察自己的内心所见到的东西,难不成还可以去心外另寻他见?”
薛侃录(三)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们:“近来功夫如何?” 一个朋友说了一些自己因为静坐而产生的幻觉。先生说:“你这说的是些呈现在表面的现象而已。” 一位朋友讲述了现在和过去的异同。先生说:“你这说的是做功夫的效果。” 两位朋友不解,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们现在下功夫只是为了让善心更加真切。这个求善的心真切,见了善就要自然会靠近,有了错误会马上改正,这才达到了真切的功夫。如此下来私欲便会逐日不见,天理也就日益明朗。如果只管寻求表面现象和效果,反倒是助长了向外寻天理的弊端,并非达到真正的功夫。”
薛侃录(四)
朋友们看书的时候,会有经常指责和批评朱熹的人。 先生说:“如果是刻意表现出不同,这是不对的。我的学说和朱熹常有不同,是因为在入门功夫上有差别,所以不能不辩论清楚。然而,我和朱熹未曾有过不同的心。就拿朱熹解释文义来说,清晰明确的地方,怎么能有一个字被我改动呢?”
薛侃录(五)
蔡希渊问:“圣人的境界通过学习固然能够达到,但是伯夷、伊尹和孔子比较起来,他们的才能是有所不同的,但孟子统称他们为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圣人能够叫作圣人,是因为他们有一颗纯然合乎天理而没有丝毫人欲掺杂其中的心。就像纯金之所以是纯金,也只是因为它没有掺杂任何铜、铅等杂质,成色很足。人纯然合乎天理才是圣人,成色饱足的金才是纯金。圣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尧、舜就好比是万镒的纯金,文王、孔子好比是九千镒,禹、汤、武王像七八千镒的纯金,伯夷、伊尹则像四五千镒的纯金。他们的心都是同样纯然合乎天理的,虽然才力不尽相同,也都可以算作是圣人。就好像是金,只要成色十足,即使分量不同,也都可以算作纯金了。把五千镒的纯金溶入万镒的纯金里面,成色还是一样的;把伯夷、伊尹安置在唐尧、孔子当中,他们的心都同样合乎天理。所以纯金的界定,是因为成色而非分量;圣人的界定,也是因为他们的心合乎天理而非因为他们的才智。因此,即便是普通人,只要愿意做学问,让他们的心纯然合乎天理,是同样能够成为圣人的。就像是一两重的金子,相比于万镒重的金子,虽然分量相...
薛侃录(六)
杨骥问:“按照先生教导的,格物的学说简易明了,人人都能学得到。而朱熹先生聪明盖世,反而没有弄明白格物的学说,这是何故?” 先生说:“朱熹先生的精神气魄宏伟,早年就已经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所以一直只在考据著书上用功。如果他早年先在自己身上认真修养,自然就没有时间去考据著书了。等到德行很高时,他果然担心儒道不行。就学习孔子,删述《六经》,去繁就简,启示后世学者,也就无须费工夫去考证了。早年朱熹写了许多书,晚年才悔悟,这是颠倒了功夫。” 杨骥说:“朱熹晚年的悔悟,就像他说的‘最初确定根本的错误’,他又说‘虽读了很多书,对于我又有什么好处呢’,又说‘这和死死守住书本,拘泥于言语,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悟从前的功夫用错了,应当从自身修养天性开始。” 先生说:“对。这就是朱熹同别人不同的地方。他气魄大,一旦悔悟就能够马上扭转过来。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一些错误的地方都没来得及改正。”
薛侃录(七)
薛侃在锄花间杂草时,顺势问道:“为什么天地间的善很难栽培,恶很难除去呢?” 先生说:“因为人们还没有去培养善或者除去恶。”过了一会儿,先生又说:“像你这样从表面上去看待善恶,就会出错。”薛侃没有理解。 先生又说:“天地中一团生气,就像花草的生长,何曾有什么善恶之分?你想要赏花,便把花当作善,把花间的草作为恶。但是当你需要草的时候,你又会反过来把草当作善。这样的善恶之分,都是由你心中的喜好或讨厌生发出来的。所以说是错误的。” 薛侃说:“这样说来,善恶之间没有分别了吗?”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天理的静止状态,而有善有恶是气的动态产生的。不因气而动,自然无善无恶了,这就是至善。” 薛侃说:“佛教也有无善无恶的说法,与先生所说有何区别呢?” 先生说:“佛教执着于无善无恶,便其余一切都置之不理,所以不能够治理天下。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不刻意为善,不刻意为恶,不为气所动。这样,‘遵循王道’,自然会归于法度天理。也就自然能‘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地之宜’。” 薛侃说:“...
薛侃录(八)
先生对学生说:“做学问一定要有个宗旨,这样学问才有着落。虽然在其间不可能没有间断,但就像船有了舵,一提便明白了。不然的话,虽然是在做学问,也只能做个‘义袭而取’,只会‘行不著,习不察’,并非学习的主干大道。” 先生又说:“有了宗旨,不管怎样说都是正确的。如果只是这里明白了,别处又不明白,那只是因为没有宗旨。”
薛侃录(九)
有人问:“做学问只是为了父母的缘故,难免会被科举拖累。” 先生说:“为了父母参加科举考试会妨碍学习,那么,为了侍奉父母去种田,也会妨碍学习。程颐先生说:‘惟患夺志。’怕只怕学习的志向不够坚定。”
薛侃录(十)
欧阳崇一问:“平时里大多情况下思想意念都很忙乱,有事的时候固然会忙,但是没事的时候也忙,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天地间的气息,原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但它有一个主宰,即使千变万化,也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因为主宰是恒定不变的。人就凭着这个主宰生存。如果人的主宰安定,即使像天地一样运行不止,日理万机,也能常常保持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如果没有主宰,便会任由气奔腾放纵,怎么能不忙乱呢?”
薛侃录(十一)
先生说:“治学最大的弊病是好名。” 薛侃说:“从去年以来,我自以为我的这个毛病已经有所减轻,但近来仔细体会观察,才知道完全不是这样。难道好名只是想从别人那求得好的名声吗?只要听到赞誉便欣喜,听到诋毁便郁郁不乐,也是因为有好名的毛病。” 先生说:“正是这样。名和实相互对应,多一分务实的心,就会少一分求名的心;心全在务实上,便没有求名的心思了。我们知道饿了会到处寻找食物,渴了会找水,如果务实的心也是如此,哪里还有时间去好名?” 先生又说:“孔子所说的‘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应该读第四声,就是‘名声超过了实情,君子感到羞耻’的意思。现实和名声不符,在活着的时候还能够挽回,死了就再也不行了。‘四十五十而无闻’中的‘闻’是没有听闻道,而不是没有名声。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他怎么会凭名气来看待别人呢?”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薛侃时常会事后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去除毛病的良药,但能让人有错便改才是它的效用之所在。如果仅仅将悔恨留滞在心里,就会因为用药而添病。”
薛侃录(十二)
德章说:“我听先生曾用纯金来比喻圣人,而以金的分量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金的提炼比喻学者所下的修养功夫,很是深刻准确。只是您说尧、舜好比万镒重的金子,而只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金子,可能不太恰当。” 先生说:“你之所以会为圣人们争分量,是因为只在表面形式上着想了。如果不是从表面上着想,那么把尧、舜比作万镒的纯金不会觉得多,而把孔子比作九千镒的纯金也不觉得少。尧、舜的万镒也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镒也是尧、舜的,原本没有你我之别。把他们称为圣人,是只考虑他们的质是否达到了‘精一’的境界,而不在于他们才力的大小。只要他们的心同样合乎天理,便一样把他们叫作圣人。谈到才智气魄,怎么可能会全然相同呢?后世儒生们只懂得在才力的大小上斤斤计较,所以才会陷入功利的泥潭当中。如果能够把这种计较才能大小的私心去除掉,各人只尽自己所能在存天理这方面下功夫,就会人人自然有所成就,功德圆满,能力大的人做出大成就,能力小的就做出小成就,不需要凭借外力就能完美纯粹。这就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情。” “后世儒生们不懂得圣人的学说,不知道扩充自己本心的知识和能力,以...
薛侃录(十三)
薛侃问:“先代儒生们认为静是心的本体,动是心的应用,这话对吗?” 先生说:“心不能够把动静当作它的本体和应用。动静只是在时间方面来说的,只是暂时的。就本体而言,用在体;就作用而言,体在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倘若说静时能够见到心的本体,动时能够见到心的作用,却也无妨。”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薛侃问:“智慧和笨愚,为什么不能改变?” 先生说:“不是不可改变,只是不愿意改变而已。”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薛侃请教先生“子夏门人问交”一章。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孩童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大人间的交往。如果懂得应用,他们都是正确的。”
薛侃录(十四)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里的‘学’,朱熹认为是‘效仿先觉的行为’,他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学’是指学习去人欲、存天理。一直在去人欲、存天理,那么自然会求正于先觉,考求于古训,自然会努力问辨、思考、存养、克制。然而终究也只是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罢了。如果只说是‘效法先觉者的行为’,就只说到了学习中的一件事,似乎是专门在心之外求取了。‘时习’时‘坐如尸’,并非专门练习端坐,而是说在端坐的时候修养身心;‘立如斋’,也并非专门练习站立,而是在站立的时候去学着修习自己的心。‘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中的‘说’,是我心高兴的意思。人心原本就会因学习天理而高兴,就像是眼睛喜欢颜色,耳朵喜欢声音一样。只是因为私欲牵累了本心,才会不因天理而愉快。现在私欲一天天地去除,天理就会一天天滋养人心,怎么会不高兴呢?”
薛侃录(十五)
国英问:“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虽然真切,但恐怕他还没有到‘一以贯之’的境界。” 先生说:“孔子见曾子还没有领会到用功的要领,所以才告诉他‘一以贯之’的道理。学者要是真能在忠恕上用功,岂不就是‘一以贯之’吗?‘一’就像是树的根,‘贯’就像是树的枝叶。没有树根,枝叶从哪里来?体和用同源,不存在体的时候,用从何而来?朱熹说‘曾子运用心,已经可以精确体察事情并且付诸实践了,只是他还不知道心的本体和作用是一体的’。这样说可能不全面吧。”
薛侃录(十六)
黄诚甫向先生请教“汝与回也,孰愈”这一章。 先生说:“子贡知识渊博,把功夫用在见闻上。颜回在内心里下功夫,所以孔子用这一问题来启发他。但是子贡只在知识见闻上作了回答,所以孔子对此表示叹惜,而不是称赞他。”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先生说:“颜回不迁怒于别人,不会两次犯同样的错,也只有‘未发之中’的人能做到这样。”
薛侃录(十七)
先生说:“种树的人定会先栽培树根,培养德行的人定会先存养心性。想让树长高,一定会在开始的时候修剪掉多余的树枝;想让品德高尚,一定会在初学的时候除去对外物的爱好。比如爱好诗文,那么精神就会逐渐倾注到诗文上去。其余的爱好也都是这样。” 先生接着说:“我这次讲学,讲的是无中生有的功夫。你们如果要相信,首先就要立志。学者的一点行善的念头,就好比种树,不拔苗助长,也不要把它忘记,只管去培育它,生长可任由它,这样自然会生机勃勃,枝叶也会日渐茂盛。树木刚开始生长的时候发出来的多余的枝,必须修剪,这样树的根和干才能粗壮。刚开始治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贵在立志专一。”
薛侃录(十八)
谈及先生的弟子,发现某人把功力下在修养身心上,某人则在知识见闻上用功。 先生说:“专于身心修养的,会每天都看到自己的不足;专在知识见闻上用功的,会一天比一天觉得自己懂的东西多到有余。每天觉得自己不足的人,最终会一天比一天提高。而每天感到自己知识有余的人,会一天比一天不足。”
薛侃录(十九)
梁日孚问:“程朱学派把‘居敬’与‘穷理’当作两回事,而先生却把它们看成一件事,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天地间仅仅就只有一件事,怎么会有两件事?如果谈到事物的千差万别,那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这两件事?你暂且说说认为的居敬是什么?穷理是什么?” 梁日孚说:“居敬是存养内心的功夫,穷理是穷尽事物的道理。” 先生说:“存养什么?” 梁日孚说:“存养自己心中的天理。” 先生说:“这样的话,也只是穷理罢了。” 先生接着说:“再谈一谈如何去穷尽事物的道理?” 梁日孚说:“例如,侍奉父母,就要穷尽孝道,供奉国君,就要穷尽忠的道理。” 先生说:“是在国君、父母的身上有忠和孝的道理,还是在自己的心里?如果是在自己心里,那也只是要穷尽这种忠孝之心的道理。你再谈谈什么是敬吧。” 梁日孚说:“敬,就是主一。” 先生问:“什么是主一呢?” 梁日孚说:“例如,读书便专心在读书上,碰到事情就便一心在处理事情上。”
薛侃录(二十)
惟乾问:“为什么知是心的本体?” 先生说:“知是天理的灵妙之处。就它的主宰处来说,叫作心,从它的先天禀赋来说,叫作性。儿童还是小孩的时候,都懂得爱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兄长。只要这种天性不因为私欲而隔断,得到充分发挥,便完完全全是心的本体,就和天理合德了。圣人之下的普通人,没有不被私欲所蒙蔽的,所以需要格物来获取知识。”
薛侃录(二十一)
守衡问:“《大学》中的功夫讲的是诚意,而诚意的功夫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到达就足够了。可是《大学》中又还有正心的功夫,说‘如果有愤恨喜乐,心就不能中正’,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思考才能明白。知道了这个你就懂得未发之中了。” 守衡再三地请教先生。 先生说:“治学的功夫有深浅的区别,开头如果不用心去好善憎恶,如何能做到为善除恶呢?这里的用心就是诚意。但是如果不明白心的本体原本就是纯净无物的,一直执着地去刻意好善憎恶,便又会多了一份执着刻意,便不是廓然大公了。《尚书》中说‘不故意去伪善作恶’,才是心的本体。所以说,‘有所忿懥好乐,心就不能中正’。正心就是要经常使心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杆一样平衡,从诚意功夫上体察它。这便是未发之中了。”
薛侃录(二十二)
正之问:“戒惧是自己不知晓时的功夫,慎独是自己一个人思考时的功夫,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先生说:“都只不过是一个功夫,没有遇到事情时固然是一个人知晓,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应当独立思考。人们如果只知道在人人都懂的地方用功,而不知道在应该独立思考的地方用功,便是做假,就好像是《大学》中所说的‘见君子而后厌然’。在独立思考的地方下功夫便是诚意的萌芽。这里没有一丝虚假的地方,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一对百对,一错百错。这就是王道与霸道、义与利、真诚与虚伪、善与恶的区别所在。能在此立住脚跟,便是正本清源,便是坚定诚意。古人许多诚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都只在这个地方,真是无处不显,无时不在,贯穿始终,只是这个功夫而已。现在又把‘戒惧’分出来,认为是自己不知道的功夫,就会使功夫支离破碎,中间也会有断隔。如果自己并不知道,那是谁在戒惧呢?戒惧也是自己知道知的功夫。这类见解,会沦入佛教的断灭禅定中去。” 正之说:“不管善念恶念,都没有虚假,那么,自己独处时,就没有念的时候了吗?” 先生说:“戒惧也是念。戒惧的念头,从来不会停止,如果不存...
薛侃录(二十三)
志道问:“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程颐先生否定了他的说法,为什么呢?” 先生说:“也不能就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诚’字有从功夫上来说的。诚是心的本体,想要恢复心的本体,就是思诚的功夫。程颢先生说:‘以诚敬养之’,也是这个意思。《大学》中也有‘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荀子的话虽然有很多毛病,但也不能对他一味地吹毛求疵。如果看待别人的学说,事先有偏见存在,就会有不妥的地方。‘为富不仁’这句话,是孟子引用的阳虎的原话,可见圣贤大公的心。”
薛侃录(二十四)
萧惠问:“自己的私欲难以除去,该拿它怎么办?” 先生说:“说出你的私欲来,我帮你把它除去。”接着说:“人需有为自己考虑的心才能够克制自己,能够克制自己,才能让自己有所成就。” 萧惠说:“我也很有为自己着想的心,但是不知为何总是不能克制自己,除去私欲?” 先生说:“暂且说说你的为自己着想的心是什么样的?” 萧惠过了很久才说:“我一心想要成为好人,就自以为很有为自己着想的心。现在看来,我并非为真正的自己着想,而只是为自己的空躯壳着想。” 先生说:“真正的自己何时会离开人的躯壳?恐怕你为自己的躯壳都不曾着想过。你所说的自己的躯壳,岂不就是指耳朵、眼睛、嘴巴、鼻子、四肢吗?” 萧惠说:“正是这些。眼睛需要美色,耳朵需要声音,嘴巴需要美味,四肢需要安逸,这些私欲无法克制。” 先生说:“美色会让人眼睛盲目,美声会使人耳朵发溃,美味会败坏人的口味,骑马狩猎则会使人发狂。这些都是损害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哪里是为了它们着想?如果真是为耳目口鼻和四肢着想,就应该考虑耳朵该怎...
有一学者病目,戚戚甚忧,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
有一个学者患了眼病,忧虑难当,先生说:“你这是珍视眼睛,轻视本心。”
薛侃录(二十五)
萧惠喜好道教和佛教。 先生告诫他说:“我也自幼深信在佛、道两教的学说,自以为颇有收获,觉得儒家学说根本就不值得学习。但在后来我在贵州的龙场待了三年,发现孔子的学问是如此的简易博大,这个时候才开始感叹,后悔枉花了自己三十年的功夫和时间。大致上来说,佛道两家的精妙之处和圣人的学说只有毫厘之差。你现在学习到的不过是佛道两家的糟粕,就已经自信、自我欣赏到这种地步,有点像猫头鹰逮到了一只腐鼠一样。” 萧惠便向先生请教佛道两家的精华所在。 先生说:“我刚跟你说了,圣人的学说简易广大,你却不问我领悟到的圣学,只问我觉得后悔的部分。” 萧惠惭愧地道了歉,并且再请教圣人的学说。 先生说:“你现在只是为了敷衍了事才问我的,等你真正有了求圣的心的时候,我再来告诉你。” 萧惠又再三请教先生。 先生说:“已经用一句话全都告诉过你了,你自己还不明白!”
薛侃录(二十六)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指的是什么?” 先生说:“你只要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存养本心纯然为天理,就自然能领会到。” 刘观时请先生大概讲一下“未发之中”的表象。 先生说:“哑人吃苦瓜,跟你说不出。如果你想要品味这种苦味,还须你自己去吃才行。” 这时徐爱在旁边,说:“真正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同时也是实践。” 顿时在座的人都有所领悟。
薛侃录(二十七)
萧惠向先生请教生死的道理。 先生说:“知道昼夜,就知道了生死。” 萧惠又请教昼夜的道理。 先生说:“懂得了白天,就懂得了黑夜。” 萧惠说:“还有人会不懂得白天吗?” 先生说:“你能知道白昼吗?迷迷糊糊地起床,傻傻地吃饭,不明白为什么开始,习惯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全天的昏昏沉沉,只是像在做白日梦。只有时时不忘存养的功夫,使心变得清醒明白,天理也没有片刻的中断,才能算是知道白天了。这就是天理,就是通晓了白天夜晚的道理,还会有什么生死之事弄不明白的呢?”
薛侃录(二十八)
马子莘问:“按着往日朱熹的说法,‘修道之教’,是圣人按照我们人性中固有的道做出评价和规定,以此让天下人效仿,就像礼、乐、刑、政等。这样认识对吗?” 先生说:“道就是性,就是命。原本就是完完整整,不能够有所增减,也无须修饰的。何需圣人来评价而节制?只有那些不完整的事物才需要评价和规定。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则,固然也可以叫作教,但并非子思所说的本意。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那些中下资质的人通过教化领悟圣道,为何另外说出一段‘戒慎恐惧’的功夫来,而舍弃了圣人的礼、乐、刑、政等教化?难道只是把圣人的教化当作一种摆设了吗?” 子莘继续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子思的性、道、教都是从本质上说的。天命体现在人身上,那么命就叫作性;跟随着人性去行动,那么性就叫作道;修养圣道而去学习,那么道就叫作教。率性而为,是‘诚意’的人做的事,就是《中庸》中所谓的‘自明诚,谓之性’。修养圣道也是那些‘诚意’的人的事,就是《中庸》中所谓的‘自明诚,谓之教’。圣人按照自己的天性行动就是修养圣道。而普通人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天性行动,在圣道上未免...
薛侃录(二十九)
黄诚甫问:“朱熹把孔子教导颜回治国的方法当作是后代万世治国的根本原则,这个看法对吗?” 先生说:“颜回领悟了孔子学说的大概,几乎具备了圣人的条件。他对治国的方针策略都已经掌握。平日里孔子对他了解很深,所以这些方面没有必要多说,只需在典章制度上谈一谈。因为这方面也不能忽略。必须讲到这些才能是算完善。不能因为自己的本领已经到了恰当的地方,便疏忽了防范克制,仍须‘杜绝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奉承的小人’。颜回可能是一个在内心严于律己、注意在德行上用功的人,孔子只怕他忽略了外面的细枝末节,所以就在他容易疏忽的地方加以补充。如果是对其他人,孔子定会教他‘为政在人,取人以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以及‘诚身’等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这些才是万代常行的治国原则。要不然只是去推行夏朝历法,乘坐商朝辂车,穿上周朝服饰,听了《韶》《武》等礼乐,天下怎么可能就会治理好?”后人们只看到了颜回是孔子的第一门生,又问了个治国安邦的问题,便把孔子的这个回答当作天大的准则看待了。
薛侃录(三十)
蔡希渊问:“朱熹修订的《大学》新本,将‘格物致知’放在‘诚意’功夫的前面,这似乎和《大学》第一章里的次序相符。但是先生遵从旧本的观点,反而将‘诚意’放在‘格物致知’的前面,所以,对于这点我还不完全理解。” 先生说:“《大学》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一个‘诚意’,而‘诚意’的功夫也只是‘格物’、‘致知’。以‘诚意’为中心,去下‘格物致知’的功夫,这样功夫才会有着落。行善去恶也无非是‘诚意’的功夫。如果像朱熹先生新本中所说,先去推究事物的道理,功夫就会茫茫荡荡,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必须添加一个‘敬’字,才能联系到身心上来,然而这始终是缺乏根源的。如果是需要添加一个‘敬’字的,那么为什么孔子的门生们把这么一个关键的字遗漏了,直等到千年之后才让后人补充出来呢?这刚好可以说明‘诚意’乃是根本,不需要添加什么‘敬’字。提出一个‘诚意’来说,才是学问的关键。如果这点没有了解透彻,就真的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总的说来,《中庸》里讲的功夫就是‘诚身’,‘至诚’是‘诚身’的最高境界;《大学》的功夫就是‘诚意’,‘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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