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二）

看到了你的信，发现你近来学问大有进步，我不胜欣慰。我已经把你的信仔细地看过了好几遍，中间虽然也有一两个地方还不是很清楚，但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真正纯熟了，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毛病了。就好比驾车，虽然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有时出现歪斜迂回的情况，是因为马性没调养好，或者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然而只要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就绝不会再误入旁门左路。近来海内同志能够达到你这种地步的人未曾多见，我简直无法诉说我心中的欣慰，圣道的幸运啊！ 我身体原有咳嗽怕热的毛病，到了炎热的南方，便复发得更严重了。皇上洞察圣明，托付的责任很重大，因此不敢就此辞去。地方上军务繁杂，我都带病处理。所幸现在叛乱已经平定，我已经奏请皇上乞求还乡养病，假如能够在家乡稍消炎暑，或许就可以痊愈了。我即将返乡，伏枕写信，诉不尽倾慕和企盼。另外，给九川的信要麻烦你转交给他。

就来信里你问的问题，我草略地做了一些回答。 近年，来山上讲学的人往往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问为什么，他们便说稍略在意就是助，一不用心就是忘，所以很难。我便问：“忘是忘了什么？助是助了什么？”他们都沉默着回答不出来，便向我请教。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讲学，只说个“必有事焉”，从没有“勿忘勿助”的说法。“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要“集义”。时时刻刻都在用“必有事”的功夫，如果有时有了中断，那就是“忘”，那就需要做到“勿忘”；时时刻刻在用“必有事”的功夫，而如果有时想要快速见效，那就是“助”了，那就需要“勿助”。所以功夫都用在“必有事焉”上；“勿忘勿助”，只能在其间有个提醒警觉的作用而已。如果功夫原本就是不间断的，就不需要说“勿忘”了；如果下功夫原本就不求速效，也就不需要说“勿助”了。这其中的功夫是何等简单易懂呀！何等洒脱自在呀！如今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功，而是空谈一个“勿忘勿助”。就像是架锅煮饭，还不曾往锅里添水下米呢，就先去添柴烧火，真不知道能够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恐怕火候还来得及调好，锅就已经先被烧裂了。现在有一种专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

“必有事焉”，其实只是“集义”，“集义”，则只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住关键，而说致良知，当下便就有切实的地方可以着手用功。所以我只说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良知，便是“格物”；实实在在地致良知，便是“诚意”；实实在在地致良知，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实实在在地致良知，就自然不会有“忘”和“助”的毛病了。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用再说“勿忘勿助”。孟子说“勿忘勿助”，也是针对告子的毛病所开的处方。告子主张强制人心，犯了“助”的毛病，所以孟子专门解说“助”的危害。告子会犯“助”的错误，也是因为他把义当作心外之物，不懂得在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时时刻刻在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会洞然开朗，自然是非毕露，又怎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呢？孟子的“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世学者大有功劳，然而因为也只是对症下药，只说了个大概，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精一简单，上下贯通，永无弊病。

圣人们讲学，往往就事论事，虽然说法好像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宗旨，都是相符合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就只有一个人性，只有一个天理，只有一个良知，只是这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方面讲的功夫，根本不需要掺杂搭配地讲解，自然会吻合贯通。如果有人认为需要掺杂搭配来讲说，便是他自己的功夫还不够明彻。 近来，有人认为“集义”的功夫，必须掺杂着致良知的功夫才会完备，那是因为他的“集义”的功夫还不明澈罢了。“集义”的功夫尚未明澈，便刚好成了致良知的阻碍。而认为致良知的功夫必须搭配“勿忘勿助”的功夫才能完备，也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透彻。致良知的功夫尚未透彻，便恰恰成了“勿忘勿助”的牵累。像这样，都只是在字义上牵强附会，以求融会贯通，还未曾就自己实在的工夫上体悟，所以说得越细致，就会相差得越远。 你的论述，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对“致知”“穷理”以及“勿忘勿助”等学说，还时时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已经在康庄大道上了，但有时会有歪斜曲折的情况，等你的功夫纯熟后，自然就会没有了。

你说“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这句话最能看出你近来所下的真切笃实的功夫。你自己无妨从这里用功，自然会有感觉得力的地方；但如果用这些作为定论去教导别人，就难免会有用药不当反而得病的担心，所以在这里我不能不提一提。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它自然明觉的显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隐，便是良知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关爱父母就是孝，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尊敬兄长就是悌，致良知的真诚恻隐来辅佐君王便是忠。这里只有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父母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隐。所以致辅佐君王的良知，就是致尊敬兄长的良知；致尊敬兄长的良知，就是致侍奉父母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王的良知不能致，却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得来。如果这样，就又是脱离了本原，只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良知的呈现和流传，自然就会完美，不用再去寻求，也不需假借于外。但是它呈现流传的地方，自然就会轻重厚薄，丝毫不容增减，即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它是就人的良知显现发挥最真切笃实、不被蒙蔽的地方提醒人，使人在侍奉君王、结交朋友、仁爱百姓、关爱万物，以至一切行动、静止、说话、沉默时，都只是在致他那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那样的话，就自然无处不是圣道了。天下的事情虽然千变万化，无法穷尽，但只需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付，就再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正是因为这当中只有一个良知的缘故。除了一心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良知可以致了，所以孟子才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正是“惟精惟一”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 你说：“想通过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事情，求得所谓致良知的学问。”从自己着手用功这方面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用良知的真诚恻隐，来探求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也没什么不可以。程颐先生说：“从孝悌开始施行仁义，孝悌是仁义中的一件事情，说它是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但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对了。”这很对。

诸如“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等论说，你说“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这种观点很正确！偶尔会有掺杂搭配的地方，我前面已经谈到过了。惟浚的说法也并不是不对。你需要采纳惟浚的说法才能够做到详尽，而惟浚则需要采纳你的说法之后才能更明白。否则的话，你们都难免会有一些偏颇。舜喜欢体察浅近的话，并且向打柴的人请教，并不是浅近的话应当去思考，而是舜认为应当向樵夫请教，所以他才请教。良知的呈现流传，光明透彻，没有任何障碍蒙蔽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大智。如果有了执着和意、必，他的智就变小了。讲学时自然会有一些取舍分辨，但是在心里切实地用功，就必须这样才行。

关于“尽心”的三个层次，我曾经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来说明，已是非常明白的了，应该没有能怀疑的地方了。大概对于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不必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了，也不必再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因为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都已经包含在尽心、知性、知天当中了。而对于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他们还能到得尽心、知天的境界，但已经是在探求尽心、知天的功夫了，也无须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因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也已经包括其中了。 以走路做比喻，尽心、知天的人，就像年轻壮健的人，本来就能够在数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存心、事天的人，就像是一个稚嫩的儿童，只能让他在庭院里学习走路；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就像还在襁褓里的婴儿，让他们依傍着墙壁，他们才能慢慢学习站立，缓缓移动。既然已经能够在数千里的路途当中来回奔走了，就不必再让他在院子里学习走路了，因为在院子里走路对他来说是不可能不会的；既然已经能够在院子里走路了，那也就不必再让他靠着墙壁学习站立了，因为他站立自然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在庭院里...

你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一节，“尊德性”和“道问学”应当统一，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你能说这句话，说明这是你踏实用功了。这本来就不是生僻难懂的道理。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因为他们的良知里还隐藏着纤尘。如果清除了这些纤尘，就自然会豁然开朗。

写好信之后，我躺到屋檐下面，正好无事可做，便又写了以下几句。你的学问既然已经把握到了关键所在，这些问题时间长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原本不需要我这样分析讲解。但是承蒙你的厚爱，千里派人前来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诚意，我又不得不说这些。但是我又太过率直、琐碎，想你凭着对我的信任与关爱，应当不会怪罪于我吧。还请你把这封信分抄几份，寄给惟浚、谦之、崇一等人，让他们同承你情同手足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