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黄以方录

黄以方录汇集王阳明心学核心语录，涵盖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等精髓。深入解读圣人之道，助你领悟修身养性真谛。

黄以方录（一）

黄以方（黄直）问先生：“您认为‘博学于文’是要在遇上的事情上面去学习存养天理，但是这与孔子所说的‘行有馀力，则以学文’，似乎并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经都是天理的表现，文字都包含在里面。仔细考究《诗》《书》等六经，它们都是为了存此天理，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事情上，便是文。孔子说的‘馀力学文’，也是‘博学于文’里的一部分。”

黄以方录（二）

有人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向先生请教。先生说：“这两句话是有所指的。其实，思考就是学习，学习时有了疑问就需要思考。‘思而不学’的人也有，他们只是凭空去想，想要得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切实地用功，学习存此天理。把思考和学习分而为二，所以就有‘罔’和‘殆’的弊端。其实，思也只是思考他学到的东西，原本就不是两回事。”

黄以方录（三）

先生说：“程颐先生说，格物就是穷尽天下的物。天下万物怎么可能完全穷尽？只说‘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现在你怎么去草木上一一地去‘格’？而且纵使格尽了草木，又怎么让它反过来‘诚’自己的意呢？我觉得‘格’就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的意思。《大学》里所说的‘身’，就是耳、目、口、鼻及四肢。想要‘修身’，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说，非礼勿动。想要‘修身’，身上怎么能用到功夫呢？心，是身的主宰。虽然是眼睛在看，但让它看的是心；虽然是耳朵在听，但让耳朵听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说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说和动的是心。所以，想要修身，主要在于自己的心体，让它常常廓然大公，没有不中正的地方。心一旦中正了，眼睛就自然能够非礼勿视；耳朵就能非礼勿听；口和四肢就不会有不合于礼的言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于正心’。” “然而，至善就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怎会有不善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哪个地方能用功呢？所以必须在心发动的地方用功。心的发动不可能没有不善的，所以，必须在这里用功，就是诚意。如果念头都发动在喜好善上，就切切实实地去好善；如果念头都发动...

黄以方录（四）

先生说：“世人总以为‘格物’就要按照朱熹的观点，他们又何曾切实去拿朱熹的观点实践过？我倒是真正地实践过的。以前我和朋友一同探讨，成为圣贤首先就要格天下之物，现在哪会有那么大的能力呢？于是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朋友从早到晚去妄图穷尽竹子的道理，费尽了心思，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因过度劳神病倒了。开始我还以为原因在于他精力不足，便亲自去穷格，从早到晚，但仍旧全然不理解竹子的理。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也卧床不起。因而我们互相慨叹道，圣贤真是做不成了，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格物。等到后来，我在贵州龙场住了三年，很有些体会，这才知道，天下之物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己的身心上下。所以我觉得人人都能够成为圣人，这样就有了一种圣人的使命。这些道理，都应该说得大家知道。”

黄以方录（五）

学生里有人说，邵端峰主张儿童不能格物，只应该教他们洒扫应对的功夫。先生说：“洒扫应对就是一件事，孩子的良知只有这个水平，所以教他们洒扫应对，也是致他的良知。又比如，小孩知道敬畏教师和长者，这也是他的良知的表现。所以，虽然是在嬉闹，看到了教师和长者，也会去作揖表示恭敬，这就是他的格物，致他尊敬师长的良知。小孩子自然有小孩子的格物致知。” 先生又说：“我在这里说的格物，从小孩子到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但是，圣人格物就会更加纯熟些，不用费力。这样的格物，即使卖柴的人也能做到，公卿大夫与天子，也都只能像这样做罢了。”

黄以方录（六）

有弟子疑心自己知行无法合一，因此向先生求问“知之匪艰，行之惟艰”两句话。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这本来是很容易的。只是因为不能致这个良知，才会有‘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情况。” 有弟子问先生：“知行怎样才能合一？而且就像《中庸》里，说了一个‘博学之’，又说了一个‘笃行之’，很明显，是把知行当两件事情的。” 先生说：“博学是指事事都要学会存此天理，而笃行则仅仅是指学而不辍。” 弟子又问：“《易》里说‘学以聚之’，又说‘仁以行之’，这又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同样的。如果事事都学习存养天理，那么这颗心就再没有放纵的时候了，所以说‘学以聚之’。但是，时刻学习存养这个天理，又没有私欲把它间断，这就是本心的生生不息，所以说‘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就把知和行分而为二了吗？” 先生说：“说‘及之’，意思就是已经行了。但如果不能做到常行不止，那就是被私欲间断了，就成了‘仁不能守’。”

黄以方录（七）

弟子又问：“心就是理，程颐说‘在物为理’，为什么要说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的上面应该添加一个‘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例如，心在侍奉双亲上就是孝的理，在辅佐君王身上就是忠等。” 先生又说：“大家应当明白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理，用意何在呢？只是因为世人将心和理分而为二，所以出现了很多弊病。比如五霸攻击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人们却说他们的行为很合理，只是世人的心不纯净，往往艳羡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求外表做得漂亮，与心却完全不相干。把心和理分而为二，只会让自己陷入霸道虚伪而无法觉察。所以我说心就是理，就在心上下功夫，不要袭义于外，就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黄以方录（八）

弟子问：“圣人的言论有很多，为什么要把它们概括成一句话呢？” 先生说：“我并不是要把它们概括起来，只是像《孟子》所说的‘夫道，一而已矣’，《中庸》里说的‘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一个整本，怎么可以把它们分开呢？”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便是心也。”

“心并非指那一块血肉，凡是有知觉的地方都是心。比如耳朵眼睛懂得听或者看，而手脚懂得痛和痒。这个感觉就是心了。”

黄以方录（九）

黄以方问先生：“您的格物学说，是否是把《中庸》里的‘慎独’、《孟子》里的‘集义’、《论语》里的‘集义’‘博约’等学说，都概括成了格物呢？” 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就是‘戒惧’。而‘集义’和‘博约’，仅仅是一般的功夫，不应该把它们都当作格物。”

黄以方录（十）

黄以方就《中庸》里的“尊德性”请教于先生。先生说：“‘道问学’，就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说：‘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他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分而为二，当作两件事了。现在讲习讨论，下了许多的功夫，只非就是要存养本心，让它不会丧失自己德性罢了。哪会有尊德性却只是空洞洞地尊，不再去问学了呢？问学怎么能只是空洞地去问，而与德性再没有别的什么关涉呢？这样，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讲习讨论的人，究竟学的是什么东西。”

黄以方录（十一）

又向先生请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话。先生说：“‘尽精微’就是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就是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原本就是广大的，如果人不能够‘尽精微’，就会连细小的地方也战胜不了私欲，被私欲所蒙蔽。因此在细微曲折的地方也全都能做到精微穷尽，那私欲就不足以蒙蔽心的本体了，自然不会有许多障碍和隔断的地方，这样心体又怎么会不广大呢？” 又问：“精微是指思虑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呢？” 先生说：“思虑的精微也是事理的精微。”

先生曰：“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

先生说：“现在讨论人性的人，都纷扰着争论异同。全都是嘴里谈性，而实际上从未见过性。见性的人根本无异同可争。”

黄以方录（十二）

又问：“声色货利，恐怕良知里也不会没有。” 先生说：“当然是这样！但是，初学者用功的时候，就务必要把这些荡涤干净，不要让它们存留在心里。这样的话，偶尔碰到也不会成为牵累，自然而然能够依循良知来应对。良知仅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如果能够精明地致良知，没有丝毫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都是天理的自然运行了。”

黄以方录（十三）

先生说：“我给各位讲致知格物的学说，天天如此。讲了十年二十年，也是如此。你们各位听了我的话之后，切切实实地去用功。然后再听我讲一次，自然会感觉有了一番长进。否则的话，只把我说的当作一次泛泛之谈，即使听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先生曰：“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先生说：“人的本体，一直是寂静不动的，又常常是感应相通的。正如程颐先生所说‘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黄以方录（十四）

有位朋友举出了一个例子，说一位禅师把手指伸出来问：“你们大家看见了吗？”众人都说看到了。然后禅师又把手指缩到袖子里去，又问：“你们还能够看见吗？”众人都说：“看不见了。”禅师便说众人还没有见到性。这位朋友不懂得这段话的意思。先生说：“手指有时能看到，有时看不到，但是，你悟到的性是一直都在的。人的心神只在所见所闻上驰骋，而不在看不到或听不到的东西上切实用功。但是，不见不闻才是良知的本体，戒慎恐惧则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时时刻刻都去寻找他看不见或听不到的本体，功夫才会有一个着落。待时间长了，功夫变得纯熟，那就不用再费力了，不用再提防检点，而真性自然也会生生不息了。岂能因为外在的见闻，而被它们牵累呢？”

黄以方录（十五）

有人问：“程颢先生说‘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都是生机勃勃的。” 先生说：“是这样的。天地间生机勃勃，无非是这个天理，也就是我们良知的不停歇的运动变化。致良知就是‘必有事’的功夫。这个天理不仅不能够脱离，实际也脱离不了。一切皆是天理，一切都是功夫。”

黄以方录（十六）

先生说：“大家在这里求学，务必要先确立一个做圣人的志向。时时刻刻都要有‘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的精神，这样在听我讲学的时候，才能觉得句句铿锵有力。如果只是浑浑噩噩地度日，像一块死肉一样，打也不知道痛痒，最终恐怕无济于事。回家之后还只是以往的老伎俩，那岂不是太可惜了？”

黄以方录（十七）

有人问：“近来我感觉虚妄的念头少了，也不去想一定要怎么怎么用功，不知这是否也是功夫？” 先生说：“你只管去实实在在地用功，即便有了这些想法也无妨。等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变得妥当。如果才刚刚用了一点功夫，就想要效果，怎么可能靠得住呢？”

黄以方录（十八）

有位朋友感叹道：“内心萌发了私意的时候，心里明明很清楚，只是不能够马上把它剔除掉。” 先生说：“私欲萌发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就是你立命的功夫，而当下就能立刻把私欲消磨掉，这就是致良知的功夫。”

黄以方录（十九）

“孔子主张‘性相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性善’，这不可以仅仅专门在气质上来谈。如果说气质，刚和柔相对，又怎会是相近的？只有性善是相同的吧。人初生的时候，善原本是一样的。但是气质刚的人在善上面容易成为刚善，而在恶上面容易成为刚恶。同样，气质柔的人受善的影响会变为柔善，受恶的影响便成为柔恶，这样，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黄以方录（二十）

先生曾经对学者说：“心体上不能有一丝私念存留，就像眼里不能有一点灰尘存在。沙子能有多大多少呢？但是它能让人满眼都昏天黑地了。” 先生又说：“这个念头不只是指私念，就算是好的念头也不能存留一点。就像眼里放了一些金玉屑，眼睛也睁不开了。”

黄以方录（二十一）

有人跟先生说：“先生说人心与物是同为一体的。就像我的身体，原本就血气流通，所以说它是同体。但是对于别人，我就是异体了，和禽兽草木，差得就更远了。可是为什么还说是同为一体的呢？” 先生说：“你只要从感应的征光上看，就会明白，岂止是禽兽草木，天地我也是同为一体的，鬼神也是和我一体的。” 那人又问该如何解释。先生说：“你看看，天地之间，什么东西才是天地的心呢？” 那人回答说：“我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先生说：“那人又把什么东西当作心？” 说：“只有一个灵魂。” 先生说：“由此可见，充盈天地间的，唯有这个灵魂。人为了自己的形体，把自己跟其他一切都隔离开了。我的灵魂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如果天没有我的灵魂，谁去仰望它的高大？如果地没有我的灵魂，谁去俯视它的深厚？鬼神如果没有我的灵魂，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如果离开了我的灵魂，也就没有天地鬼神万物的存在了。我的灵魂，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同样会不存在了。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怎么能把它们间隔开来呢？”

黄以方录（二十二）

先生启程去征讨思恩、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送行送到严滩（今浙江桐庐县西）。汝中向先生请教佛教的实相和幻相的问题。先生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 王汝中说：“有心都是实相，无心都是幻相，是从本体上来谈功夫；无心都是实相，有心都是幻相，是从功夫上来说本体。” 先生对汝中的说法表示赞同。当时，钱德洪还不是很明白，经过了多年用功，他才相信本体和功夫是一体的。但是，先生当时是因为王汝中问话而偶然论到的。若我们儒家要开导别人，也不必一定要引用它。

黄以方录（二十三）

曾经有一次，德洪看到先生送两三位老先生出门后，回来坐在长廊里，似乎面有忧色。德洪便上前去询问怎么情况。先生说：“刚才我和几位老人谈至我的良知学说，真是像圆孔和方榫一样，彼此间格格不入。圣道像大路一样平坦，世俗儒生往往自己让它荒芜阻塞了，最终陷入荆棘丛中也不懂得悔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德洪后来对朋友们说：“先生教诲他人，不管对象是否老朽，真是有一颗仁人悯物的心啊！”

黄以方录（二十四）

先生说：“人生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傲慢。子女傲慢就必然会不孝；臣子们傲慢就必然会不忠诚；父母傲慢就必然不会慈爱；朋友傲慢就必然不守信。所以，象与丹朱都不贤明，也只是因为这个傲慢，而让他们了结了自己的一生。你们各位要常常体会这个，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精明纯净的，没有纤毫沾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心里万万不能‘有我’，有了便是傲慢了。古代圣贤有许多长处，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能做到谦谨。谦谨就是众善的基础，傲慢则是众恶的源泉。”

黄以方录（二十五）

先生说：“圣道其实极其简单易行，也极其精细微妙。孔子曾说：‘其如示诸掌乎’。人的手掌，哪一天不曾看到呢？但是问他手掌上有多少纹理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了。就如同我说的这良知二字，讲了就能够明白，谁不晓得呢？但如果要他真正理解，又有谁能做到呢？” 有人便问：“良知恐怕是没有方向、没有形体的，因此最难捉摸。” 先生说：“良知就如《易》理：‘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这良知怎么可能捉摸得到呢？只要把良知理解透了，就变成圣人了。”

黄以方录（二十六）

有人问先生：“孔子曾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圣人是真的期望他的门徒们来帮助他吗？” 先生说：“这也是实话。圣道本来就是没有穷尽的，疑难质问越多，就越能显现出它的精妙来。圣人的言论原本很周全，而有问题的人则心里堆满了疑虑，圣人被他一问，就能发挥得更加精确神妙了。但是，像颜回那样，闻一知十，心里对什么都了然于胸的人，怎么会发问呢？所以圣人也只能寂然不动，没有什么发挥，因此孔子说‘非助’。”

黄以方录（二十七）

邹谦之曾对钱德洪说：“舒国裳曾经拿一张纸，请先生帮他写《孟子》里‘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写到了‘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的时候，回过头来笑着说：‘国裳读书，还中过状元，难道他是真的不明白怎么修身吗？只是他仍需要背诵这一章来警诫自己。’一时间，在座的各位朋友都警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