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罗整庵少宰书

某顿首启:昨承教及《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复晓喻,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当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阳明顿首谨启:昨天幸蒙您关于《大学》的教诲,因匆忙上船,未能一一作答。今早我趁着在船上的空闲时间,又把您的信取出来拜读了一遍。我怕到江西之后,各种人事繁杂,纷至沓来,先简略地回复您,请您指正。 您在信中说道:“认识圣道固然很难,而体悟圣道则更难了。圣道确实不容易弄明白,但是学问也不能不讲。恐怕不能安于自己已有的见识,把它当作学问的最高标准吧?” 不胜荣幸!在哪里我还能听到这种教诲呢?我岂敢自以为见识已经达到了顶点而安于自己的见识呢?我正想要借助天下的有学之士来阐明圣道呢。然而多年来,听到我的学说的,嘲笑的有,非议的有,谩骂的有,置之不理、认为不屑一顾的也有,他们岂肯教导我呢?又岂肯为了教导我而反复设喻、心存忧虑恐怕来不能纠正我呢?所以,天下关爱我的人中,原本就没有谁会像您这样执着而深切,我该多么感激您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为此深感忧虑,而后世学者稍微能够传习经文训诂经典,便都以为自己已经懂得了学问,不再讲求探究学问,真是可悲呀!圣道必须体悟后才能认识,而并非认识了圣道之后才下体悟圣道的功夫;圣道必须学习之后才能明白...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功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误,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你的来信中说我,“《大学》的旧本的恢复,是因为我提倡做学问只需在心内探求,而程朱的格物学说却不免会向心外探求,于是我便废弃了朱熹分章的做法,并且删除了他增补的传注”。 我不敢这样。学习难道还会有内外的区分吗?《大学》古本是孔门流传下来的旧本,朱熹怀疑这其中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便加以改正补充。而要我说,旧本里本来就没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所以尽悉遵从旧本,仅此而已。我的过失在于过分相信孔子,而不是故意去废弃朱熹的分章且删掉他所作的传注。做学问,贵在用心体悟。即使是孔子所说的话,用心体会了,觉得不对,也不敢就把它当作是正确的,更何况对那些不如孔子的人所说的话呢?用心体会后认为正确,那么即使普通人说出来的话,也不敢认为是错误的,更何况是孔子说的话呢?而且《大学》旧本流传了几千年,我如今来阅读它的词语句子,仍觉得明白通顺,而其中的功夫,既简易又可行。又有什么依据能断定这段一定是在这里,那段一定是在那里,这里怎么有了缺漏,那里怎么有了错误,于是对它加以改正增补?这难道不是把背离朱熹看得过重,而把违逆孔子看得过轻了吗?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功夫也?”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功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功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力至袭陷其内而不觉,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辨。
您的来信中说:“如果觉得学问不需要去心外求得,需要专心致力在自己身上反省体察,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说尽的呢?何必在入门的时候,便用‘格物’的功夫来使人困惑呢?” 很有道理!如果说到学问的关键,“修身”两个字便已经足够了,何必再说“正心”呢?“正心”两个字也已经足够了,何必又说个“诚意”呢?“诚意”两个字也已经足够了,何必又说了“致知”和“格物”?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做学问的功夫详细周密,然而,概括起来也只是一件事,这才是所谓的“精一”的学问,这里正是我们不能不认真思索的地方。天理、人性都没有内外之分,因此学问也不分内外。讲习讨论,未曾不是内;反观自省,未尝就把外遗弃了。如果以为学问一定要在心外求得,那就是认为人性也有外的部分,就是“义外”“用智”;如果认为反观内省是在自己的心内寻求,那就是认为人性还有内的部分了,就是“有我”“自私”,这些都是不明白人性是不会有内外之分的。所以说“精研义理到了神妙的境界,便可以运用来安身,来修养品德”;“性之德,合内外之道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格物”的学说了。 “格物...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则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之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孟子指责杨朱、墨子为“无父无君”。这两个人也是当时的贤明之士,假使他们和孟子是同一个时代出生的话,孟子未必不会把他们当作圣贤。墨子主张“兼爱”,是施行仁政过了分;而杨朱的“为我”思想,则是行义过了分。这样的学说,难道是泯灭天理扰乱纲常,甚至能够让天下人都迷惑的吗?然而孟子却把他们学说的弊病,比作禽兽、夷狄,所谓用学术杀害天下后世。 现今学术的弊端,能说是学仁太过分了吗?能说是学义太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我不知道它们和洪水猛兽相比会怎么样!孟子说:“难道我是爱好与别人辩论吗?我也是不得已。”孟子所处的时代,杨朱、墨子的学问在天下盛行,杨、墨的学说被天下人推崇的程度,应当不亚于当下人们推崇朱熹的学说的程度。然而孟子仍旧凭着独自一人在他们中间辩论。唉,可悲呀!韩愈说:“佛、道的学说,其危害远远胜过了杨朱、墨子的学说。”韩愈的贤明比不上孟子,孟子尚且不能够在世道被败坏之前挽救它,而韩愈却想在世道人性败坏之后恢复它,他也是自不量力,我们只看到了他身陷危境,而没有人救他以至于他死去了。唉!像我这样的人,便更加是自不量力,真正看到自己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