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乙亥,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九川一闻却遂无疑。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己卯,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为证,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浚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又谓穷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似与先生之说渐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正德十年(1515),九川在龙江第一次看到了先生。先生正与甘泉先生谈论“格物”的学说,而甘泉先生一再坚持朱熹先生的见解。先生说:“这是在心外寻求了。”甘泉先生则说:“如果以格物之理为外,那就把自心看小了。”九川心里十分赞同朱熹的说法。先生又谈到了《孟子》“尽心”一章,九川听了之后,马上对先生的“格物”学说不再有怀疑了。 后来九川闲居在家,又以“格物”的学说向先生求教。先生答说:“只要能够切切实实地用功,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明白。”到了山间,又自己抄录了《大学》旧本来阅读,更感觉朱熹的“格物”学说不正确,但是也还怀疑先生把“意”的所在当作物,因为这个“物”字,我还觉得不太明朗。 正德十四年,九川从京师回来,在洪都(今江西南昌)又见到了先生。当时先生军务繁重,只能抓紧空闲时间,给我讲课。首先便问:“近年来用的功夫怎么样?” 九川说:“近年来体会到了‘明明德’的功夫只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天下’,逐步追溯本源,但到‘诚意’上就再追溯不下去了。怎么‘诚意’的前面还有一个‘格物致知’的功夫呢?后来又仔细体会,感觉到意的真...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当自有无念时否?”先生曰:“实无无念时。”曰:“如此却如何言静?”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九川问:“近年我因厌恶泛览博观,每每想要静坐安神,以求屏息各种思虑念头。但是,我非但不能静心,反而更加感觉到思绪纷扰,这是为何呢?” 先生说:“思虑念头怎么可能停止呢?只能让它归于纯正。” 九川问:“会有自然没有念头的时候?” 先生说:“实在是不会有没有念头的时候。” 九川问:“这样的话,该怎么解释‘静’呢?” 先生说:“静中未尝会没有动,动中也未尝会没有静。戒慎恐惧即是念头,怎么分动静呢?” 九川说:“周敦颐为什么又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先生说:“没有欲望所以宁静,这个‘定’字也就是程颢所说‘静亦定,动亦静’中的‘定’。‘主’,即本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正是天机运动不息的表现,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一旦停止便是死亡,不是心的本体的意念都是私念。”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浚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渠皆云:“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以质先生。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先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是日俱有省。
九川又问:“静坐用功,很能感觉到本心是收敛着的。但遇到事情就会中断,马上就生起一个念头,到具体的事情上去省察。事情完成之后,再去寻找原来的功夫。所以我仍然觉得有心有内外之分,不能融合成一处。” 先生说:“这是你对‘格物’的学说还不够明白。心怎么会有内外之分呢?就像你现在在这里讨论,岂会另有一个心在里边照管着?这个专心听讲和说话的心,就是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以贯之的,何须再另起一个念头?人做功夫必须在具体的事情上磨炼,那才会有益处。如果仅仅是喜欢安静,那么遇到事情便会忙乱,最终也没有长进。而静坐时的功夫,也仅仅是表面看似乎收敛,而实际上却是放纵沉溺。” 后来在洪都时,九川又与于中、国裳讨论‘内外’的学说。于中、国裳都说:“事物本就有内外之分,要在内外并行用功,不能有所间断。”因此九川又问了先生这个问题。 先生说:“功夫离不开本体,本体本来就是不分内外的。只是后来做功夫的人把功夫分出了内外,但已经丧失它的本体了。现在只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之分,那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一天大家都有所心得。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闲有个诀窍。”曰:“请问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
正德十五年(1520),九川再次看到了先生,问:“最近我的功夫虽然能够掌握一些关键地方,但仍旧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所在。” 先生说:“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寻找天理,这便是所谓的‘理障’。这里边有一个诀窍。” 九川问:“是什么诀窍?” 先生说:“只是一个‘致知’。” 九川问:“怎么去致呢?” 先生说:“你心里的那一点良知,便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所在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对它一丝一毫都隐瞒不得。你只需不去欺骗良知,切切实实地顺从良知去做,善便存养,恶便去除,这样何等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如果不凭借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也是近几年才清楚明白地体会到这些,刚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恐怕会有不足,但精细地看,就会发现并没有什么缺陷。”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怍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在虔州的时候,九川与于中、谦之一同陪伴在先生左右。先生说:“人的心里自然各有一个圣人存在,只是因为不够自信,便自己把圣人埋没了。”回头看着于中便说:“你的心里原本也是圣人。” 于中连忙站起来说道:“不敢当,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本来就有的,为什么要推却?” 于中又说:“不敢当。” 先生说:“每个人都有,更何况你于中呢?可你为什么居然要谦让?谦让也是不对的。” 于中便笑着接受了。 先生又说:“良知在人的心里,无论如何,都无法泯灭。即便是盗贼,他们也自己明白偷窃是不应该的,喊他是贼,他也会惭愧的。” 于中说:“只是良知为物欲所蒙蔽,良知在人的心里,自然不会消失。就好比乌云遮蔽了太阳,但太阳何曾消失过?” 先生说:“于中如此聪明,别人的见识可比不上他。”
九川问:“自省念虑,或涉邪妄,或预料理天下事,思到极处,井井有味,便缱绻难屏。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用力克治,愈觉格。惟稍迁念他事,则随两忘。如此廓清亦似无害。”先生曰:“何须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夫。”九川曰:“正谓那一时不知。”先生曰:“我这里自有功夫,何缘得他来?只为尔功夫断了,便蔽其知。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难鏖。虽知,丢他不去。”先生曰:“须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是大贤。”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九川问:“我反省了自己的各种思虑,有时会涉及邪念妄想,有时又会想到治理天下的大事。思考到最高状态的时候,会津津有味,到了难以摒弃的地步。这种情况发现得早,克服还比较容易,发觉晚了就会难以克制了。如果一定要刻意去克制,就更会觉得格格不入了。只有稍微把心思转移到其他事情上,才会把它忘掉。这样来理清思虑,也好像没什么坏处。” 先生说:“何苦这样?你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好了。” 九川说:“我说的就是还不懂得致良知时的情况。” 先生说:“自己本身就会有致良知的功夫,怎会有不知道良知的情况呢?只是因为你的功夫间断了,蒙蔽了你的良知。既然有了间断,那么继续原来的功夫就好了,何必这样?” 九川说:“那几乎就像是一场恶战,虽然明白了,但还是避免不了。” 先生说:“那必须有勇气。用功久了,自然有勇气了。因此孟子说‘是集义所生者’。能够轻易胜利,那就是大圣大贤的人了。” 九川问:“这功夫需要在心里才能体会明白,只在文句上解释是不够的。” 先生说:“只用在心上体会。心里明白了,文...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付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有一位下属官员,因为听了先生讲学很长时间,便说:“先生的学说非常精彩,只是我要处理的文件、案件特别繁杂,因此不能好好做学问。” 先生听了之后说:“我何曾教你离开文件案件去空谈学问呢?你既然有公事需要去处理,就在公事上做学问,这才是真正做到了‘格物’。比如,你问讼词的时候,不可以因为对方的回答很无礼而恼怒;不可以因为对方言语圆滑周密而高兴;不可以因为厌恶对方的说情而故意整治;不可以因为对方的哀求就有意宽容他;不能因为自己事务繁忙就随意结案;不可以因为旁人的诋毁诽谤就顺从别人的意愿去处理。这些念头都是私欲,只有你自己知道,需要你精细地反省克治,唯恐因为心中有一丝一毫偏颇,便冤枉了别人的是非,这就是‘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审理案件之中,无一不是切实的学问。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事物去做学问,就会成了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