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澄录

深入解读《陆澄录》，王阳明与弟子的心学对话，涵盖格物致知、天理人欲、不动心等核心命题，助你领悟知行合一的真谛。

陆澄录（一）
陆澄问：“关于专一的功夫，比方读书，便一心一意地读书；接待客人，便专心地接待客人，这样可以叫作‘主一’吗？” 先生说：“好色就一心全在好色上，喜欢财物就一味去追求财物，难道这也可以算作专一吗？这只是追逐物欲，而并非专一。‘主一’是指对于天理圣道的专心。”
陆澄录（二）
陆澄询问关于立志的问题。先生说：“立志就是时刻不忘存天理。能够不把存天理忘记了，久而久之心自然就会凝聚天理，就像道家所说的‘结圣胎’。存天理的念想时常记挂在心里，逐步达到精美、宏大、神圣的境界，就是不断保存这一意念并发扬开来的结果。”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先生说：“白天学习，觉得烦扰，就学习静坐；觉得懒于看书，就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同朋友相交，一定要相互谦让，就会获得好处，而相互攀比，互争高低则只会受损。”
陆澄录（三）
自以为是、喜好虚名是孟源一直以来的缺点，为此先生曾多次批评他。一天，先生刚刚才批评了他，一个朋友来向先生陈述自己近日来所学，并请求先生加以指正。孟源在旁边说：“你的这些所学只是找着了我以前的那些老家当。” 先生说：“你又犯毛病了！”孟源顿时脸色一变，想要为自己辩解。 先生说：“你又犯毛病了！这是你一生的大病根。就好比一丈方圆的地里种着一棵大树，滋润的雨露，肥力的土壤，只能养着这棵树根。若在四周种上些优良的种子，大树的树叶会把其遮挡住，下面还会被树根盘结，它们怎么能够长活呢？所以必须将这棵树连根拔起，这个地方才能够再种植优良的种子。否则，任凭你努力耕耘和栽培，也只能仅仅滋养了那个树根。”
陆澄录（四）
有人问：“后世著述太多，恐怕也是会扰乱正确的学说的。” 先生说：“人心中的天理浑然一体，圣贤写下的书就像是对它的真实模样的描绘和传达，只不过是把他的大概的外观给人看，让人从这探求其本质罢了；人的精神、想法、说笑、举止，总有一些是不能传达的，后世人写的书，是又将圣人描绘的东西进行摹仿誊写，进而妄作分析、增加来显示自己的手段高明。他们离本质更远了。”
陆澄录（五）
陆澄问：“圣人能够根据情况随时应变，莫非这也是事先就预备好了的吗？” 先生说：“怎么能预先准备得那么多呢？圣人的心像是一面明镜，只需它十分明亮，就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反映的，能够随着感触而应付自如。镜子里不会有先前所照见的东西存留，也不可能有没有照过的东西事先出现在镜子上。如果后人是这样认为的，那就与圣人的学说大不相同了。周公为教化世人制定礼乐，这是圣人们都能做的事，那么尧舜二帝为何不先行亲自制定而要等周公来做呢？孔子删定《六经》以昭明后人，也是圣人们都能做的事，周公为什么不先行亲自删定而等孔子来做呢？所以说圣人只有处于恰当的时代，才会有恰当的作为。就怕镜子不够明亮，无法照出镜前的东西。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就像是用镜子，学者们所须只是先下功夫使自己这面镜子保持明亮。学者只应担心自己不能心如明镜，而不须担心自己明镜般的心不能应付发展的变化。” 陆澄说：“那么程颐先生所说的‘宇宙间混顿无物时，就已经有万物之理在冥冥之中存在了’，这句话如何解释呢？” 先生说：“这句话本身正确，只是世人不能正确理解，也就有了毛病。”
陆澄录（六）
“义理不会有固定不变的所在，它根本无法穷尽。所以我跟你讲学，你稍有收获，就停滞不前，是不对的。即使再学习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不能停止。” 一天，先生又说：“尧、舜二帝已经十分圣明了，但在尧舜之上，善还远没有穷尽；恶人最多做到桀纣了，但在桀纣之下，还有无穷无尽的恶。而且即使桀纣还未死，残恶在他们这儿就到了尽头了吗？假如善会有穷尽之时，周文王何会感叹道‘始终追求天理却依旧没有遇到过天理’呢？”
陆澄录（七）
陆澄问：“静养的时候也感觉自己的想法很清晰，可是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不能再依据自己的思路去做，为什么？” 先生说：“这是你只懂得静心修养，却不下功夫来克制自己的原因。这样的话，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会觉得思路不稳。人必须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磨炼自己，才能稳，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陆澄录（八）
陆澄求教参悟天理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儒生教人，才涉及精微之处，便说不应当学参悟天理的功夫，只学一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和思想方法，于是将‘上达’和‘下学’分开了。那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嘴巴说得出、心里想得到的，都是‘下学’；而那些用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巴说不出、心里想不到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树木的栽种灌溉，都是属于‘下学’，至于树木的生长休息、树枝繁茂，就是‘上达’，不会被人力干预。所以凡是那些能够用功学到、用言语告知的，都只是‘下学’，‘上达’只存在于‘下学’当中。凡是圣人谈到的虽然极其精微，但也只是‘下学’而已。学者只需在‘下学’的功夫里用功，自然而然就能到达到‘上达’的功夫，而不必要在别的地方去寻‘上达’的功夫。”
陆澄录（九）
陆澄问：“如何在‘惟精’、‘惟一’上下功夫？”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目的，‘惟精’是‘惟一’的功夫，‘惟一’并不是在‘惟精’之外的。‘精’是‘米’字旁，就用米来作比喻。‘惟一’是要让大米纯然洁白，但是如果不经过舂簸筛拣等之序，大米就不可能纯然洁白。舂簸筛拣好比是‘惟精’的功夫，其目的是让大米洁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也皆是‘惟精’而求得‘惟一’罢了。另外，‘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也都是这个意思。”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先生说：“认识是实践的起点，实践是认识的成果。圣人的学问只是一个功夫，认识和实践不能当作两回事。”
“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先生说：“漆雕开对孔子说：‘对于做官，我没有自信。’孔子听了这话，心里很高兴。子路让子羔在费地担任地方官员，孔子说：‘陷害别人的孩子。’曾点对孔子讲自己的志向，孔子表示赞许。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心意。”
陆澄录（十）
陆澄问：“当一个人静处以存心养性时，可以看作是‘未发之中’吗？” 先生说：“如今人们存心养性，仅仅是定气养神。宁静下来的时候也只有气得到了安定，全然不能算作是‘未发之中’。” 陆澄说：“‘未发之中’就是‘中’，这难道不也是寻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有去人欲存天理，方能算功夫。不管是宁静时还是行动时，时时都想着去人欲存天理。假若仅仅在宁静时存天理，不但会渐渐养成喜静厌动的弊病，而且会有许多的毛病隐藏在心里，遇事便会滋长起来，终究很难断绝清除。心中时时遵循天理，怎么可能得不到宁静呢？单单追求宁静不一定能够遵循天理。”
陆澄录（十一）
陆澄问：“孔子的门徒们谈论他们的志向，子由和冉求想要担任政事，公西赤想要从事礼乐教化，多少有些经世致用的意思。但曾晳说起来像耍着玩一样，孔子反而赞许他，是什么意思呢？” 先生说：“前面三人的志向都带着点主观的揣测、武断而又绝对，带有这样的倾向，便会偏执于一方面，能做这件事未必能做那件。曾晳的志向没有此种倾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条件下行事，身处夷狄，就做夷狄能做的事；身处患难，就做患难中能做的事，无论在哪都能依据情势，怡然自得’了。前面三人是孔子所说在单方面有才能的人，而曾晳是孔子所说的在多个方面有才能的人。然而他们三人，各自才能卓著，而不是世间那些只讲讲而不实行的人，所以孔子也会赞许他们。”
陆澄录（十二）
陆澄问：“知识没有长进，该怎么办？” 先生说：“做学问首先须有一个根基，然后从根基上面下功夫，慢慢地循序渐进。道家学说用婴儿作比，说得很精辟。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还未成形时只是一团气，完全什么都没有。待他出生后，方才能够啼哭，之后能够笑，然后认识父母兄弟，既而可以站立、行走、背、拿，最后世上的事情已经无所不能。因为婴儿的精气日益充足，筋骨也越来越有力气，头脑则越来越聪明。婴儿并非出生便具备了各种能力，所以须要有个根基。圣人也是从涵养起喜怒哀乐各种情绪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慢慢培养起来，才能够立足于天地之间让万物随其本性生长。后代的儒生们不懂得格物的学说，却觉得圣人看起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妄想一开始就把学问讲求完，真是岂有此理！” 先生又说：“立下志向用功夫做学问，就好比种树。开始发芽时没有树干，长出树干时没有树枝，长了树枝后才长叶子，叶子长好后才开花，最后结果。种上树根的时候，不要事先想着生枝、长叶、开花、结果，只管培土灌溉。因为空想也是无益。只要不忘尽心培土灌溉，怎怕没有枝、叶、花、果？”
陆澄录（十三）
陆澄问：“读书时看不懂含义，怎么办呢？” 先生说：“读不懂主要是因为你只求明白字面上的含义，钻牛角尖。这样的话，倒不如专门去做程朱的学问。他们做学问极其清楚明白，看得多，而且解得通。但也只是终生没有收获。做学问必须在自己的心上苦下功夫，凡是看不明白、想不通的，回到自己的内心仔细体会，这样就能明白了。《四书》《五经》所阐述的不过是个心体，这个心体就是所谓的‘天理’，体明就是道明，再没有别的。这才是读书做学问的关键。”
陆澄录（十四）
“‘让心空灵明澈而不愚昧，就会具备了各种道理，万事万物也从这里显现。’在人心之外再无天理，也无事物。” 有人问：“朱熹先生说过：‘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句话说得对吗？”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理，‘心’和‘理’之间掺入一个‘与’字，恐怕会将‘心’‘理’分开。这就要求学者善于观察和体会。” 有人说：“人人都同样有心，而心就是天理，那为什么有的人善良，而有的却不善良呢？” 先生说：“恶人的心早已经丧失了它的本体。”
陆澄录（十五）
陆澄问：“朱熹说‘分析天理可以使它显得精干而不混乱，综合天理便可使其包罗万象，各个方面都无从遗落’，这话对吗？” 先生说：“恐怕并不全对。天理怎么可以分割开来加以分析？又何必需要综合？圣人所说‘精一’就已经把它说尽了。” 先生说：“省察是在具体的事情上存养天理，而存养天理就是在无事时反省体察天理。”
陆澄录（十六）
关于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学说，陆澄曾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世界上也再没有别的事了。喜怒哀乐不是人情吗？从看、听、说、做再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变’。而事变都只在人情里体现，它的关键是要做到‘中正平和’，而‘中正平和’的关键就在于‘慎独’。”
陆澄录（十七）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人的心性发挥出来之后有的吗？” 先生说：“是。” 又一天，陆澄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等，这些善良或邪恶的情感也是心性展示出来的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是善良的心性。心性只有一个，从它外在形式上叫作‘天’，从它主宰万事万物的角度就叫作‘帝’，而从它的流传变化就叫作‘命’，它赋予人时称作‘性’，主宰人的身体时称作‘心’，但实际上心性只有唯一的一个。心性体现的时候，善待父母便叫孝，忠于国君就叫忠，以此类推，虽然它的名称数不胜数，但心性也只有一个而已。就好比一个人，他拥有的称呼也是无穷无尽的，相对于父亲他是儿子，对于儿子他又是父亲。但实际上这只是同一个人而已。所以人只需用功把心性参悟透彻，世上的一切道理就会清楚明白了。”
陆澄录（十八）
有一天，大家讨论为学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如何做学问，绝不能偏执一个方法。初学者心猿意马，心中考虑的多是个人私欲而不能够集中精力，因此，姑且可以教他学习静坐，安定思绪，平息心中私欲。久而久之，当他的心思渐渐安定，如果还一味让他像槁木死灰一般悬空静坐，也没有什么作用。在这个时刻就须教他做反省体察克制私欲。这种功夫是不能间断的，就像铲除盗贼，要有彻底清除的决心。没有事的时候，一定要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逐一搜出来，然后将其连根拔起，使它永不复发，才觉痛快。平时则要像猫捉老鼠，一边用眼睛看着，一边用耳朵听着，有丝毫的私心杂念萌动的时候，就要立马斩钉截铁地把它克服掉，绝不能姑息纵容，让它有放松的机会，不包藏它，更不能让它有生路，如此才能尽扫心中的私欲，这才是真功夫。到了心中再无私欲需要克除，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端坐拱手状。虽然也是什么都不想，但却不是初者能做到。初学时必须专注思考省察克治，也就是想如何使意念专诚，只思考一个天理。到了天理纯正圆满的境界，就真正‘何思何虑’了。”
陆澄录（十九）
陆澄问：“夜里怕鬼的人该怎么办？” 先生说：“因为平日里不积累善心，因此心中有愧，才会怕鬼。如果平时的行为合乎神明，有什么害怕的呢？” 子莘说：“不须怕正直的鬼，只是邪恶的鬼会无视善恶，而伤害人，所以未免有些害怕。” 先生说：“难道有邪鬼能够迷惑正直人的吗？有怕的心理，就是此人心术不正的表现。是人的心把自己迷惑了，而并非是鬼迷惑了人。就像人好色，便是色鬼迷；贪财，就是贪财鬼迷；不应当发怒的地方发怒了，就是被怒鬼迷；害怕不该怕的，就是被怕鬼迷。”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定，恒定平静，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天理。动和静的变化，是天理在不同环境下的具体表现。”
澄问《学》《庸》同异。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
陆澄向先生请教《大学》《中庸》两本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总结了《大学》一书的宗旨，并以此写了《中庸》的第一章。”
陆澄录（二十）
陆澄问：“孔子正名。朱熹说孔子是‘上要告知天子，下需告知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是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样解释。哪有别人对我恭敬有礼，让我执掌政权，我却要先把他废除的道理？显然不符合人情天理。一定是全心全意地听从孔子的教诲，并把国家委托给他，孔子才会愿意帮助辄治理国家。卫辄已经为孔子的品德高尚，心灵至诚感化了，明白不孝顺父亲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卫辄定会痛哭着亲自跑去把他父亲迎接回来。卫辄能如此真切地痛改前非，蒯聩怎会不被他彻底感动，更何况父子之爱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把父亲接回来之后，卫辄想要把政权交还给父亲，并请求父亲让他以死谢罪。蒯聩被儿子的行为彻底感化了，并且又有孔子在当中诚恳调解，他是绝不会再接治理国家这副担子，反而命令辄继续治理国家。蒯聩与众大臣百姓们也都表彰辄仁孝的美德，于是请示天子，昭告诸侯，一定要卫辄担任国君。他们一起请求辄，让他担任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便像后世帝王那样，率领众大臣和全国百姓尊奉父亲为太上皇，然后，辄才恢复了他的国君之位。这样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各人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
陆澄录（二十一）
陆澄在南京鸿胪寺的衙门里居住的时候，突然接到儿子病危的家信，顿感忧郁，无法忍受。 先生说：“这是修身养性的好时机，如果此时不用功，平日里无事时讲求学问有什么用呢？这时候的人就应该磨炼自己。父亲关爱儿子，是符合天理的最深切的情感，但是天理也要有中正的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成了私欲。大多人在这时依照天理应当心有忧伤，于是一味悲伤痛苦，而不知自己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来讲，七情六欲一旦出现，大多有点过分，很少有不足的。然而只要过分，便不再是心的本体，所以一定要调节，直至适中才可。比如父母去世，作为人子，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以能化解心中的悲痛的？然而圣人说过：‘毁不灭性’。这并非圣人要强行规定，而是因为天理本身便有限度，凡事不能过分。人只要真正认识了心体，自然不会增减分毫。”
陆澄录（二十二）
先生说：“不能说一般人都能保持‘情感没有表达出来时中正的态度’。因为‘本体和运用是同一个源’，它们虽然有显著或者微妙的差异，却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有这样的体才会有这样的用。有‘情感未发时的中正’，就会有‘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如今人们应该知道是因为他‘情感未发时的中正状态’还没能完全得到的缘故，才没能做到‘情感发出来符合中正的平和’。”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先生说：“《易经》乾卦的初九爻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个字，《易经》的卦象是初九爻，《易经》的变化是出现新爻，《易经》的占卜用的是卦辞和爻辞。”
“‘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先生说：“存养‘夜气’是对普通人而言的。学者修养功夫，便会不论白天有没有事情，心中也都是清明和善的心气聚敛的地方。因此圣人不会讲究‘夜气’。”
陆澄录（二十三）
陆澄就《孟子》中“操存舍亡”一章向先生求教。 先生说：“‘心的离开或回归没有规律可循，不知道它的方向’，虽然这是就一般人的心说的，学者应当明白心的本体原本也只是如此，那么操存功夫才不会出现问题。不能简单地认定出即是亡，入就是存。如果就心的本体来说，原本就是没有什么出和入的。如果要谈论到出入，那么人的思考就是出，然而人的主宰明明就在心里面，哪有什么出呢？既然没有出，何入之有？程颐所说的‘心腔’，也只不过是天理。即使一天到晚不停地应酬，也不会超出天理，就是在心腔里。一旦会超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所谓的亡。” 先生又说：“心的出入只是运动和静止而已，运动和静止无常，怎会有什么方向？”
陆澄录（二十四）
王嘉秀问：“佛教诱惑人信奉佛教用超脱生死轮回的说法，而道教诱惑人信奉道教则用长生不老的说法，其本意并非引诱人去做不好的事。然而归根结底，只是看到了圣人的上一截，然而并不是进入圣道的正路。如今做官的人，有的通过科举入仕，有的通过乡里举荐，有的继承前辈爵位、大官荫庇，同样做了大官。但毕竟不是仕途正道，正人君子是不会随波逐流的。道、佛到了最高境界，和儒家大体相同。但是他们只注意到了上一截，而忽略了下一截，终究不像圣道那么全面。然而不可否认，他们的上一截和儒家的是相同的。后世的儒生们又只学到了圣道的下半截，使圣道分裂而丧失了其本原，沦为仅剩下记诵、功利、训诂，最后难免变成异端邪说。与那些修道、信佛，一生清心寡欲，超脱了俗世纷扰的人相比，记诵、功利、训诂四家的人，反倒一生劳苦，身心也无所裨益。如今的学者应当做的更应该是专心致志于圣人的学说，不必事先先排斥道、佛。待到圣人的学说得到彰明，道、佛也就会自然泯灭了。否则的话，儒生所学不但很难让他们俯首称臣，恐怕反过来还要为道、佛所不屑。此乃我的见解，先生觉得如何？” 先生说：“你的论说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先生说：“用蓍草占卜是《易经》，用龟甲占卜也是《易经》。”
陆澄录（二十五）
陆澄问：“孔子说周武王没有做到尽善，孔子可能对武王有不满意的地方吧？” 先生说：“周武王自己来看的话，就应该那样做。” 陆澄说：“如果文王没有死，那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先生说：“文王在世的时候，已经拥有了天下的三分之二。假如周文王在武王伐纣的时候还没有死，也许就不至于动用兵卒，而剩下那三分之一也会自然归顺。文王只需妥善处理与商纣的关系，使纣不再纵恶，就可以了。”
陆澄录（二十六）
惟乾向先生请教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一句的含义。 先生说：“中庸就是天理，就是易。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怎么能‘执’而不变呢？所以很难事先确定一个标准，必须因时制宜。后代的儒生们，为了把道理阐述得没有缺漏，就去定一个个固定的模式，这正是所谓的偏执了。”
陆澄录（二十七）
唐诩问：“立志就是心中一直存一个善念，就是行善去恶吗？” 先生说：“善念存于心间，就是天理。这个念头就是善，还需要想其他别的善吗？这个念头并不是恶，还哪有恶去除呢？这个意念就好像树的根和芽，立志的人就是永远确立这个善念罢了。只有等到立志已经十分纯熟，成为习惯时方可做到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先生说：“精神、道德、言语、行动，大多以收敛为主，向外发散开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天、地、人、物都是这样。”
陆澄录（二十八）
陆澄问：“文中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先生说：“文中子是一个孟子所说‘几乎具备圣人条件，只是某方面稍有不足’的人，只可惜他很早就死了。” 陆澄问：“可是他怎么会犯仿造经典的错误呢？” 先生说：“续经的行为也不全是错误的。” 陆澄问先生为什么。 过了很久，先生才叹道：“现在我越发能够体会到‘良工心独苦’这句话的含义了。”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
先生说：“许鲁斋认为儒生以谋生为重，这种说法很误人子弟。”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家所说的元气、元神、元精。 先生说：“这三者是同一回事，运行就是气，凝聚起来就成精，巧妙运用便是神。”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先生说：“喜怒哀乐，其本体自然就是中正平和的，只是人本身有一些别的意念，就会过度或不足，便成了私欲。”
问：“哭则不歌”。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陆澄问：“哭过之后不再歌唱是什么意思。”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原本就是这样的。”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先生说：“克己一定要彻底，应该不留存一丝一毫；有一毫的私念存在，那么众多的恶行便会接踵而至。”
陆澄录（二十九）
陆澄询问先生对《律吕新书》怎么看。 先生说：“学者即使把确定乐律的方法算得再熟悉，恐怕也没有什么作用。学者应该把在心中确定礼乐作为当务之急。而且《律吕新书》多用律管查看阴阳二气的变化。但是冬至到了的那一刻，律管中的灰飞扬的时间会有先后，区别只在顷刻之间，哪能确定哪一根律管代表的是冬至来临的那一刻呢？必须在心里已经知道冬至到的时刻才行。这就有说不通的地方了。所以学者应该先从学习礼乐上用功。”
陆澄录（三十）
徐爱说：“人心就像是镜子。圣人的心像明亮的镜子，而普通人的心像黯淡的镜子。近代朱熹的格物学说就像是用镜子照事物，但只会在照上用功，不晓得镜子本身还仍旧是黯淡的，这怎么可能会照清楚呢？先生的格物学说就像是在打磨镜子，使它变得明亮，把功夫下在打磨镜子上，镜子明亮后就不会影响照亮事物。”
陆澄录（三十一）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的精深和粗浅。 先生说：“只是人们对圣道的认识才有精粗之分，圣道本身并没有精粗的区分。就好比一间房子，人们刚进来的时候，只看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已；住久了，房间里的柱子墙壁也能一一看清楚；时间再长一些，人就会把柱子的花纹等都看得明明白白。但实际上房子还是只是同样的一个房子。”
陆澄录（三十二）
先生说：“最近见面，为什么你们都很少提问题呢？人如果不努力，就会自以为已经懂得怎样做学问了，只需循着已知的方法做就行了。哪里知道私欲就好像地上的灰尘，会日日滋长，一天不去打扫就又积多一层。真正踏实用功的人认为圣道是不能够穷尽的，越探究越深奥，一定要做到精通明白，尽然透彻了才行。”
陆澄录（三十三）
陆澄问：“《大学》说：‘完全知道后才可以说诚意。’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天理私欲的时候，如何去下克制自己私欲的功夫呢？” 先生说：“假若一个人真正坚持不懈用功修炼，他会一天比一天深刻地认识到天理的精妙细微和私欲的细微。如果没有下功夫克制私欲，每天只是说一说而已，最终就认识不到天理和私欲。就像人走路，走一段才能看清楚前面一段。到了岔路口，有了疑惑就不耻下问，问明白再走，这样才能渐渐走到目的地。如今人们即使已经认识到了天理也不愿存养，已经认识到了私欲却不愿意去克制，仅仅在原地发愁是不能够把天理认识完全的，一味空谈有什么用呢？且先克制自己到再没有私欲的境界，再去发愁不能完全认识天理和私欲，那也不迟。”
陆澄录（三十四）
陆澄问：“只有一个道，但是古人论道往往不一样，难道求道也有关键的地方吗？” 先生说：“圣道没有具体的方向和形态，所以不能执着。拘泥在文字含义上求道，反而与圣道背道而驰了。现在人们只谈论天，其实他们又何曾认识真正的天？将日、月、风、雷认定为天是不对的；而把人、物、草、木当作天也不正确。道就是天，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天下有什么不是道？人们把自己的一隅之见当作道，以为道仅仅是这样罢了，所以各人对道的理解自有不同。如果懂得在自己的内心上寻求，看见自己的本心，那么从古至今，无终无始，时时处处都是道，哪里会有什么异同？心即道，道即天。认识到了本心就认识了道和天。” 先生又说：“你们真想认识到这个道，就必须从自己的本心上去认识，不要借助外物才行。”
陆澄录（三十五）
陆澄问：“一个物体的称呼、数量和用处也必须先探究清楚吗？” 先生说：“人只要能够存养、顺从自己的心体，那么，发挥运用就已经包含在其中。如果存养心体已经有了未发之中，自然有发便能中正平和，自然无所不可了。如果没有存养心体到未发之中的境界，即使预先懂得到世上许多事物的名称、数量和用处，也和本身的心体毫无干系，只是算作装饰，面临事情都无法应对。当然名物度数的知识并非全然无用，只是‘知道了做事情的先后，就离圣道很近了’。” 先生又说：“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就要顺从自己的才能做出成就。就像夔擅长音乐，后稷精于庄稼的种植，他们的天性适合从事这样的工作。成就一个人，也就是要让他的心体纯然合乎天理。他做事都是顺从天理，然后后世才会把他当作有才能的人。心体达到纯然合乎天理的时候，就会成为‘不器’之才。如果交换夔和稷所从事的事业，他们同样也会做得到。” 先生又说：“《中庸》中说的‘处于富贵，就做富贵时能做的事。处于患难，就做患难中能做的事’，都是‘不器’的意思。这些都只有那些存养心体达到纯正的人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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