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

《传习录》由王阳明弟子所记,是王阳明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的简集,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家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原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①,乡原②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楚项之放伐④,周公、莽、操之摄辅⑤,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⑥,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⑦,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注释】
 
①杨、墨之为仁义: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的创始人,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
 
②乡原:指不讲原则、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
 
③尧、舜、子之之禅让:古代部落首领的职位传贤不传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为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让位于子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④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放逐夏桀于南巢,周武王讨伐商纣于牧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
 
⑤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为后世典范,事见《史记·周本纪》。王莽以外戚居大司马,杀汉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后篡位,改国号新,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废献帝,建魏国,事见《三国志·魏志》。
 
⑥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汉武帝时曾与大臣们议论立明堂之事,武则天曾毁乾元殿而立明堂。
 
⑦泮宫:西周时诸侯设立的学校。
 
【翻译】
 
你来信说:“杨朱、墨子的仁与义,乡愿的破坏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情都无从考证,我们将从何去听信呢?而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还未考察识别,假如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律、操办封禅大典,又将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这可以被当作定论了。”
 
你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之间的区别,就跟前面所说的舜和武王的情况大致相同,可以类推。古今事变的问题,前面在谈到良知的学说时,已经有了规矩尺度作为比喻,因此也无须多说了。
 
至于兴建明堂、建立学校等事,似乎不谈一谈还不行。但是说来话长,姑且就你提到的这些事情来加以辨析吧,你的困惑也能够稍微减少一点。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在《吕氏春秋》的《月令》篇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出现,六经、四书里没有详细提到。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知识比三代圣贤的知识还要好吗?齐宣王时期,明堂尚且存留有未被毁掉的,那么幽王、厉王时,周王朝的明堂都应该是安然无恙的。尧舜时以茅草盖屋,以土为台阶,明堂之制还没有完备,但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时的明堂,沿袭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旧制,但对于乱世也无补于世。为什么呢?这不是正好可以说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也仍旧是明堂,用幽王、厉王的心来行幽王、厉王的暴政,虽然有明堂的设立,也不过是他们施行暴政的地方?汉武帝重新探讨过立明堂的事,武则天也曾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都以地形来命名。然而夏商周三代时的学校,都是以教育伦理纲常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看它的外表像不像璧环或者它是不是建造在水边。
上一篇: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下一篇: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懦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听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元芳,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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