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①,乡原②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楚项之放伐④,周公、莽、操之摄辅⑤,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⑥,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⑦,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注释】
①杨、墨之为仁义: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翟,战国时鲁人,墨家的创始人,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
②乡原:指不讲原则、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
③尧、舜、子之之禅让:古代部落首领的职位传贤不传子,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子之为战国时燕王哙的相国,后哙让位于子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④汤、武、楚项之放伐:商汤放逐夏桀于南巢,周武王讨伐商纣于牧野,项羽杀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
⑤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在周成王年幼时摄政,待成王成年后还政于成王,为后世典范,事见《史记·周本纪》。王莽以外戚居大司马,杀汉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后篡位,改国号新,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废献帝,建魏国,事见《三国志·魏志》。
⑥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汉武帝时曾与大臣们议论立明堂之事,武则天曾毁乾元殿而立明堂。
⑦泮宫:西周时诸侯设立的学校。
【翻译】
你来信说:“杨朱、墨子的仁与义,乡愿的破坏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情都无从考证,我们将从何去听信呢?而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还未考察识别,假如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立学校、制定历律、操办封禅大典,又将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中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这可以被当作定论了。”
你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之间的区别,就跟前面所说的舜和武王的情况大致相同,可以类推。古今事变的问题,前面在谈到良知的学说时,已经有了规矩尺度作为比喻,因此也无须多说了。
至于兴建明堂、建立学校等事,似乎不谈一谈还不行。但是说来话长,姑且就你提到的这些事情来加以辨析吧,你的困惑也能够稍微减少一点。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在《吕氏春秋》的《月令》篇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出现,六经、四书里没有详细提到。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知识比三代圣贤的知识还要好吗?齐宣王时期,明堂尚且存留有未被毁掉的,那么幽王、厉王时,周王朝的明堂都应该是安然无恙的。尧舜时以茅草盖屋,以土为台阶,明堂之制还没有完备,但并不妨碍他们治理天下。幽王、厉王时的明堂,沿袭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旧制,但对于乱世也无补于世。为什么呢?这不是正好可以说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使是茅屋和土台阶,也仍旧是明堂,用幽王、厉王的心来行幽王、厉王的暴政,虽然有明堂的设立,也不过是他们施行暴政的地方?汉武帝重新探讨过立明堂的事,武则天也曾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诸侯的学校叫泮宫,都以地形来命名。然而夏商周三代时的学校,都是以教育伦理纲常为主要目的,而不是看它的外表像不像璧环或者它是不是建造在水边。